《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评介

摘 要：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消解内忧外患的重压、改善政府形象，联合乡村建设派开展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县政建设实验。这一实验是更早一些时候开始的乡村建设运动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内容十分丰富，显示了基层改造（乡村改造）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经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现下还不太多，且不够直接、全面、深入，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李伟中博士2009年发表的《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系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主编《20世纪中国乡村变迁丛书》之一），选取当时声名最著的邹平、定县、江宁、兰溪等四个实验县加以述评，并以之为基础，概括出县政建设运动的整体特征，进而从现代化视角对县政建设运动的实验群体、实验理论、实验表现进行解析，认为县政建设实验是在近代国家与社会分野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政府为回应社会“救亡”和“国家现代化”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力量合作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次大规模尝试，由于主持县政建设实验的知识分子在群体属性上的差异，导致出现了“科学的实验”、“哲学的实验”和“政治的实验”三种不同模式，它们在实际操作中各有利弊，最后，由于多种原因不了了之，虽然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次大胆探索，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改革颇有借鉴意义，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将就其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关键词：乡村；社会转型；现代化；乡村建设；县政建设；知识分子；文化；教育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进行的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大胆探索，虽然总体上并不成功，但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对当代中国的改革颇有借鉴意义，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将就其框架，择要加以评介。

1 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的缘起

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自然灾害和内战的频繁打击下，中国乡村日趋衰败，国家和民族振兴遥遥无期。一批既对国民党政权不满、又不赞成共产党激烈革命路线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在国共之外找到解决困境的第三条道路，为此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逐渐发展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其代表者如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国民党颇为忌惮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同时，又迫切需要消解内忧外患、展示政府开明形象。基于这些原因，它断然发起了县政建设运动，试图籍此同化游离于政府掌控之外的异质社会势力，消除潜在不稳定因素，以达到促进行政效率、巩固基层统治、奠定国防基础之目的。

2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的实验

李伟中先生认为，邹平这样偏僻的农业小县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闻名的县政建设实验县，实际上是地方军阀韩复榘和乡村建设派相互利用的结果。前者旨在籍乡村建设（县政建设）控制地方豪强、维护乡村秩序、增加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后者欲借机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乃至小集团的私利，这种合作显然不是纯洁的，而且也是有限度、不稳定的。

邹平乡村建设（县政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梁漱溟的“乡治”理论，其要有四：1、在中国推行地方自治须恪守彼此尊崇、相待以诚之固有精神，西方制度行不通；2、地方自治须结合中国社会、文化之特点，从乡村自治始；3、乡村自治须从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入手；4、乡村自治须合乎乡村固有之习惯心理，适应乡村长老政治之传统。这一理论既不同于西方自治思想，也不同于孙中山的县自治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长老政治和西方合作制度的结合体。实践这一理论的具体机构是1931年6月成立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以邹平全县为实验区。

从1931年6月到1933年6月，是邹平开展乡村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实验就是社会改进，涉及三个方面：1、培养各种乡村建设人才；2、设立政治、经济、教育一体化的乡农学校；3、以棉花、禽畜为重点，积极进行农副业改良；4、以棉花运销合作为重点，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农副业合作。这些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来看，还显得比较零乱，缺乏一个总体性的规划。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四个原因：1、缺乏实践经验，内部意见不统一；2、没有足够的权限；3、缺乏经费；4、实验县人事更迭频繁。

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后，南京国民政府启动县政建设实验。1933年6月，邹平被划为实验县之一，实验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主要涉及五个方面：1、通过裁局改科、设立“政教合一”的乡学和村学、采取官民双向互动的县政运作方式，扩大了基层民众的参政面，明显改善了县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决策水平；2、通过设立农村金融流通处、推进各项农副业改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冲击，活跃了乡村经济；3、以促进产销为中心，运动多方财源，积极发展各种合作社；4、根据王怡珂国民武装论和乡村教师救国论，设计了联庄会这种兼具自卫与建设职能的乡村保卫体制，并积极加以推广；5、建构以“人”为本位的文教卫生事业，包括以乡学、村学为主体的乡村教育体系、面向全体民众的卫生保健系统、以及形式多样的移风易俗活动，从而在整体上改善了乡村民众的素质，提振了社会精神。

总的来看，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具有理想主义、文化重构、社会本位、人文关怀四个特点。所谓理想主义，是指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实际上是基于梁漱溟等人的一个理想，即通过实践来检验“乡治”理论的合理性，并达成建设新文化、改造国家的目的。所谓文化重构，就是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因子的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方面的优点，形成一种有竞争力的新文化。所谓社会本位，就是“守定社会运动的立场，绝对不自操政权”，着眼于“人”的素质提高，追求乡村社会的整体改进。所谓人文关怀，就是“以民为本”，行政和决策都要有利于促进民生、维护社会和谐。

基于上述分析，李伟中先生认为，过去对邹平县政建设实验的评价多有偏颇之处，应予纠正，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梁漱溟等人试图通过文化重构，解决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在理论上虽然较为保守，但有利于缓解改革过程中的新旧冲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因而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错，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值得商榷之处；2、邹平对县政建设实验持开放的态度，注意吸收其他实验县的有益经验，并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因而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3、梁漱溟等人过于理想化地追求单纯的社会运动，而排斥政治力量的参与，虽有一些道理，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问题，造成不少负面影响；4、改良与革命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没有绝对的好与坏，采取哪一种因执行者对社会的认识而异，一味指责改良毫无必要；5、邹平在县政建设实验中的一些成功经验，时至今日，仍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3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实验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是“五·四”运动后兴起的一个社会性学术团体，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工作。1926年，在总干事晏阳初的领导下，平教会的工作重点开始从城市转向乡村。由于清末以来定县以“翟城自治模范村”和“模范县”而声名远播，且“定县的农民生活、乡村组织、农业的情形，颇可以相当的代表全国各地的县”。因此，平教会打算择一华北乡村进行试点时，自然将目光投向了定县。

县政建设之前，平教会已在定县进行了七年乡村平民教育的实验，并在详细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十年规划（“九·一八”事变后，改为六年规划），具体路线是：“以社会式、家庭式和学校式三种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最终完成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实现三民主义”。总的来看，平教会在这一阶段大致完成了理论建构，社会实验也初步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范围和深度仍有待拓展，同时，他们与地方士绅的关系也出现了问题，工作遇到较大阻力，急需政治上的助力。恰在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启动县政建设实验，不异于给陷入困境的平教会打了一支强心针，令他们大喜过望。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定县实验从平民教育转向了县政建设。

1933年5月，河北省政府批准成立“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并将定县划为该省县政建设实验区。这个机构负责研究、指导定县的县政建设，其内部架构、主要职员、方案设计均由平教会承担，学术性质浓厚，但又直接受河北省政府的领导。就此而言，可以称之为学术与政治的联姻。

平教会认为，县政建设有三大使命，即培养民力、救老与救死、改造基本政治。根据这一精神，定县在县政改革、乡村经济建设、文教事业、卫生保健体系四个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

定县的县政改革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一是霍六丁（平教会社会教育部主任）任县长时期，重点在于革新县政，主要措施有：1、规范组织人事；2、改良司法；3、厉行禁毒禁赌；4、调整乡村行政组织；5、整顿民政，如规范摊派、成立乡村金融组织等。二是霍六丁去职后，重点在于县政体制改革，主要措施有：1、裁局改科，废除区级政权，促进行政效率；2、建立县政建设委员会、乡镇建设委员会、公民服务团三级县政机构，分别以聘任、民选与指选结合、公民志愿的方式组建，体现了较多的地方自治色彩；3、通过考选农村建设辅导员，并赋予其视察和指导乡镇工作的职责，进一步改善县与乡镇之间的沟通；4、通过系统的机构设计，将平民教育、卫生保健、农副业改良和农村合作这几项平教会的主要工作，整合进三级县政机构，实现纵向对应、横向连锁。

定县的乡村经济建设主要包括农副业改良、合作事业两个方面。前者以棉花改良、猪种改良最有成效。后者以互助社为预备，稍后改编为合作社，又过渡到信用、购买、生产、运销等单一业务合作社，并按业务整合为各类联合社，县上还成立了合作社联合总会，以信用救济为主的合作事业初具规模，对遏制高利贷、稳定金融起了积极作用。

县政建设开始后，平教会、定县政府及地方人士合组“定县除文盲运动委员会”，先后推行了《县单位识字运动方案》、《改进师范教育方案》和《改进小学教育方案》，建成乡村师范 — 小学— 平民学校（包括公民服务训练班）— 幼童园这样一个义务教育与成人教育结合、面向整个乡村的教育体系。针对定县经济薄弱、教育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又在教育方法上进行创新，设计出了组织教育制和传习处这两种适合乡村教育的方式。前者根据“动、自动、群动”之原则，以小队、中队、大队为组织，利用高年级小学生对低年级小学生进行分科指导，日常事务自行管理，而教师“担任综合教学及一般讲话，一人总其大成”，从而有效缓解了乡村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后者以小学导生为教师，择闲暇时间于方便之处组织本村失学儿童学习，由小学队长巡回指导，简便易行、效果良好，得到社会上的高度评价。同时，平教会又对秧歌、戏剧等定县原有民间艺术进行整理和充实，改进表现形式，并鼓励农民参与，也获得了不错的社会教育效果。

为了改善糟糕的卫生状况，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定县政府着力建构适应该县乡村经济状况的卫生保健体系。这一体系分为县保健院、区保健所、乡村保健员三级，县保健院负责卫生行政、住院治疗、医学研究及训练医护人员等工作，区保健所负责训练与监督乡村保健员、普通疾病治疗、传染病预防、学校卫生、卫生教育等工作，乡村保健员负责宣传卫生常识、出生与死亡报告、普及种痘、简易治疗、改良水井等工作。据1936年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改组前的一次统计，全县有保健院1个、保健所8处，乡村保健员180人，基本上能满足简单的卫生保健需要。

定县县政建设实验具有崇尚科学、重视教育、依靠乡村知识青年、学术与政治结合四个特点。总的来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成功“不在定县，而是在全国其他各地”。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主要原因有：1、指导理论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实际情况不符；2、指导精神带有强烈的“唯科学主义”色彩，拖沓于反复实验，以致成果少有跨过“表证”阶段而惠及大众的；3、缺乏对政治的把握能力，造成一系列决策失误，引发了社会躁动，最终失去了民众和上层的支持；4、经济贫困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加大了推广实验成果的难度；5、由于平教会宣传得力，定县实验模式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很多实验成果在其他地方得到应用，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4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江宁、兰溪实验

李伟中先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下决心开展县政建设实验，并选择江宁、兰溪二县作为代表官方的实验县，主要有二个原因：1、推行“县自治”受挫，薄弱的基层统治在内忧外患影响下愈加不稳，国内政治舆论日渐倾向“行政权力之扩大与集中”，在此背景下，寻找有效解决方案成为当务之急；2、江宁、兰溪都处于国民党中心统治区，前者系“中外观瞻所系”之地，后者系多位“党国要人”的故乡，其治理好坏直接关系党国形象，是急需满足的现实政治需要。

1933年，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江宁实验县、兰溪实验县相继成立。二县主要施政人员均来自国民党的“党校” — 中央政治学校，秉承相同的理念开展工作，“因之二县的实验目的完全相同，行政的措施也是一样。说到兰溪，便可以代表江宁的”。具体而言，二县的县政建设实验涉及五个方面：1、集中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主要措施有设立县政委员会、裁局改科、简化行政层级、充实自治组织、设立自治实验区等；2、改革县财政，提高占有资源的效率，主要措施有统一财政收支、实行预决算制度、采用新式会计制度、以厘清地籍、整顿田赋征收为中心的地政改革、清理杂税、改良税务征收制度等；3、强化社会控制，江宁的主要措施如完善警察组织、严密户籍管理、改造保卫团，兰溪的主要措施如厉行保甲制、警（警察）卫（保卫团）一体化、组织新民会及平民习艺所，二县在做法上虽有差异，但皆为适时应景之举，因而效果都不错；4、促进文教卫生事业；5、改善乡村经济，主要措施如推进交通水利建设，开展农副业改良，发展合作组织、活跃金融等。

李伟中先生认为，江宁、兰溪由于代表官方，因而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异于其他实验县的特点，

主要表现为：1、自上而下的“政治的实验”，即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对有关政策和制度进行实验；2、作为政治样板的实验；3、“学政结合”与“政教合一”的实验，即一方面选任专家治政，另一方面对乡村教师进行培训，利用他们的学识和影响来推进县政建设。总的来看，这二县的县政建设仍属“官治”范畴，在发展方向上背离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自治”诉求，形式主义比较严重，投入与收益不成比例，民众得到的实惠也不多，因而难以推广、难获成功，但在具体措施上，还是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行政改革、地政改革、“学政结合”与“政教合一”等，这些都为当代改革提供了宝贵借鉴。

5 县政建设实验的总体特征及三种实验模式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实验总体上表现出四个明显特征：1、在政府主持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2、在改善经济环境、增强民众自立能力的基础上，谨慎推进乡村经济市场化；3、在理论和实践上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借鉴古今、融通中西；4、“学政结合”与“政教合一”。

县政建设实验的主持者皆为知识分子，但分属三个不同的阶层。群体属性上的差异，造成他们在改造乡村思路上的歧异，进而建构出了三种不同的实验理论，具体如下：

主持定县实验的平教会，其主要成员大多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都已“西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隔阂。他们根据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现代化经验，建构了一套以“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六大建设”为骨干的实验理论，其核心是所谓治愚、治穷、治弱、治私的“大教育”，目标是在教育革新（实际是排除中国传统习俗）的过程中，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故，时人称定县实验为“科学的实验”。

主持邹平实验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其主要成员大多出自官宦士绅家庭，且有近代“新学”教育背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的体认，也有保留地接受了不少西学。他们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实现转型的根本，它可以被修正，但绝不可以抛弃，西方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都可以借鉴，但其根本精神却要不得，只有通过乡村建设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嫁接方式，才能创造出适应世界新形势的新文化，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故，时人称邹平实验为“哲学的实验”。

主持江宁和兰溪实验的是以梅思平、胡次威为首的中央政治学校师生。他们虽然也属知识分子，但与前二者有很大差别：其一，他们大多在“五·四”前后毕业或入学，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比较推崇西方科学；其二，他们是国民党培养的未来干部，思想上受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太具备上述两类知识分子独立的社会个性。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自治”受挫，薄弱的基层统治在内忧外患影响下愈加不稳，国内政治舆论日渐倾向“行政权力之扩大与集中”，在此背景下，寻找有效解决方案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形势下，江宁、兰溪实验的主持者必然顺应官方要求，为现实的国家政治寻求最合适的实现方式，使乡村在国家权力控制下实现现代化转型，确保政府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虽然运用了一些西方科学理论，但“根本没有什么理想，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实验政制与政策”，实际上是打着“自治”旗号的“官治”实验。以故，时人称江宁、兰溪实验为“政治的实验”。

6 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经验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实验，是一场由中央政府倡导、社会力量促兴、以乡村现代化为指向的地方政治建设实验。当时有11个省响应，20个县被划为实验县，说明它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有很大影响。由于各县在经济社会基础、实验时间、实验权限、经费、人才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实验进展极不平衡，而且当时不断恶化的地方政治生态从根本上扼杀了社会发展的生机，部分成果又因实验条件特殊而难以推广，因而从总体上看，这次实验并不成功。但也不能否认，就局部而言，这次实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表现为：1、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整合，缓解了乡村经济的衰退；2、在推进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后来“新县制”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李伟中先生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实验虽然不是一次成功的实验，但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大胆尝试，其丰富的实验内容和不同社群对实验的多维思考仍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1、作为长期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农业大国，乡村社会转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2、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来说，政府的“优先合理化”是乡村现代化启动的前提条件；3、强大、高效的中央政府和积极的社会力量都是乡村现代化的政治需求和必要条件；4、乡村现代化的根本性、持续性动力只能来自其内部，外部力量不可能扮演这一角色；5、外部力量对于乡村现代化的帮助只是暂时的，避免乡村现代化陷入停滞的唯一途径就是培养内驱动力（即根本性、持续性动力），为此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尽量减轻文化冲突的基础上普及乡村教育，二是建立一种鼓励外部力量持续援助乡村的有效机制，三是开拓财源，保障乡村建设的经费；6、民众参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保持民众参政与社会控制的平衡，既能扩大政府的民意基础、增进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又不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

7 研究引发的历史回思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孕育农业文明的母体，长期保持着“士、农、工、商”为表征的社会结构，被认为具有“超级的稳定性”，因而转型格外艰难。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实验虽然为期不长，但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至今仍值得思考。李伟中先生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点看法：

7.1 士绅异化对乡村社会转型的影响

由于科举废除、新学兴起、皇权倾覆及商品经济发展造成的崇“利”尚“力”思想的不断冲击，传统的士绅阶层逐渐分化凋零，新兴的士绅阶层缺乏传统文化赋予的“修齐治平”的社会使命感，痞化现象相当严重，总体上已不能成为推动乡村社会转型的动力，但作为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群体，他们仍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任何乡村事业，忽略了士绅因素就不能不意味着失败。

7.2 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土地问题

民国时期，中国乡村的土地问题虽然在总体上表现为土地集中和地权不均，而且在大部分地区还“是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但由于其内在的复杂性，“一刀切”的土地革命未必能完善解决，一系列土改后遗症已作出了历史证明，应该重新审视那些改良主义的土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7.3 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问题

县政建设实验是在近代国家与社会分野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政府为回应社会“救亡”和“国家现代化”的政治诉求，与社会力量合作推动社会转型的一次大规模尝试。虽然这次实验并不成功，但毕竟提供了一种中国前所未有的施政模式，即在国家力量主导下，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地方政治建设。这种模式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的沟通，能够扩大政府的民意基础，使决策更加科学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将县政建设实验看作“寻求控制和参与之间平衡的一种有益尝试”。

7.4 乡村社会转型与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的融汇贯通

清末以后，传统士绅阶层虽然分化凋零，但忧患意识和传统美德却被新一代知识分子继承下来，他们也普遍赞赏和接受西方在科学技术、行政技术、团体组织、精英教育等方面的优点，并试图将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的优点融汇贯通于县政建设实验，推动乡村社会更好地实现转型。但这种行动基本上还是局部的，仅仅体现了一种趋向，并不意味着落实和完善。很多重要理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探讨清楚。

7.5 乡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

民国时期，社会上对于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有两种不同观点，一是强调以乡村工业化引发都市工业化，进而达成现代化，二是鼓吹以都市工业化救济农村，进而达成现代化。20世纪30年代，几个县政建设实验县试验了第一条道路，一方面通过农副业改良和举办合作事业来复兴乡村经济，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发展一些乡村小工业（如定县倡办家庭毛纺业、邹平倡办机织合作社）引发都市大工业。但因为违背市场规律，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因此，就当时国情而言，乡村只能作为都市大工业的原料基地和居民消费品的生产基地，也只能在此基础上寻找适合的现代化道路。

8 笔者对此书的几点观感

笔者认为，李伟中先生的《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在学术上至少有四点可贵之处：1、选题契合“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 — “三农”问题，并选择学界关注相对较少的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切入，不仅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意义，而且体现了较高的学术价值；2、运用近年来风头正劲的现代化范式进行研究，选取四个著名的县政建设实验县，对它们奉行的实验理论、设计的实验方案及采取的具体行动进行细致梳理，着重从现代化角度解析其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回答了县政建设实验为什么不能成功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显示了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厚重的历史感，值得我们学习；3、重视分析主持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李伟中先生在此书中称之为“群体属性”）和中国传统文化对县政建设实验的影响，找出其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前人基础上对这一面向深度挖掘，显示了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和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4、从培养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的角度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问题，说明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建设是“寻求控制和参与之间平衡的一种有益尝试”，认为这种合作方式是解决乡村社会转型内驱动力这一重点、难点问题的最佳途径，既抓住了乡村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也明确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并没有因为一些不可言忌讳而有陈述上的遮掩，显示了一个严谨的史学工作者值得尊敬的学术风骨。

但是，这部著作也有若干可以改善之处：1、李伟中先生认为，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实际上是一场以乡村现代化的地方政治建设实验，但考察这场实验的内容，不难发现其实际上涵盖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三大领域，“政治建设”显然不能全部概括之，笔者以为，如果用“乡村现代化建设”来概括这场实验的性质，似乎更为准确一些；2、单就县政建设实验本身而言，此书的论述可谓全面、精到，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县政建设开展的同时，在中国还有一场类似的乡村改造运动正在进行，那就是秉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苏区建设，其推行者中共既是一个规范的政党，也可以看作一个另类的知识分子阶层（相对于当时环境及主持县政建设实验的三个不同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因此，如果能将两者进行一番对比，可能更加有趣，更有可读性，结论也会更加精彩；3、此书既有对四个实验县的分论，有又对县政建设实验的总体解析和评论，这种结构安排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重复性的论述比较多，使读者不免有累赘之感，有关例子很容易就找到不少，在此不再赘述，如果能将解析和评论汇集于一章，无疑会给人以更加简洁明晰的感受。

作者简介

张劲松（1977—），男，汉族，浙江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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