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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操纵的文化与社会的迷失

发布时间:2022-11-03 17:40:04 浏览数:

凡勃伦通过追溯制度的起源、探究有闲与财富如何具有荣誉性出发,研究有闲阶级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奥妙关系。

1899年,42岁的凡勃伦出版了人生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有闲阶级论》,此书一经问世即造成轰动,当时的社会学家曾评价:“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其不仅奠定了凡勃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旧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

一、《有闲阶级论》简述

与凡勃伦不羁的性格一般,《有闲阶级论》不同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学著作,语言诙谐、生动,用尖锐的语言对有闲有钱阶层极尽嘲讽,如“大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撇开偶然的意外情况不谈,暴发户总是从千万人之中挑选出来的”等。《时代》杂志还因此评价凡勃伦为“最令人深刻的讽刺作家”。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有闲阶级论》更像一本社会学、心理学著作。

其实不然,研读下来,不难发现《有闲阶级论》有着严谨的经济学逻辑体系:凡勃伦通过追溯制度的起源、探究有闲与财富如何具有荣誉性出发,研究有闲阶级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奥妙关系。

原始野蛮时期,随着生活资料的获得变得容易,部落中很大部分的成员可以脱离辛勤的劳动;同时惯于武力的掠夺本性使得这些人开始“非生产性的消耗时间”(有闲),如狩猎、战争等,财产作为战利品而具有价值。文化的发展使人们进入准和平时期,财产不仅成为所有权竞赛获得胜利的战利品,更是对所有主比社会其他成员处于优势地位的证明(歧视性对比);后来以煊赫战绩博取荣誉的机会越来越少,掠夺活动渐成为过去,累积的财产成为获得成就与优势的象征,财富具有了内在的荣誉性。社会转变到金钱文化阶段,有闲阶级制度开始以完整的形态出现,“代理有闲阶级”进一步增强了有闲阶级对社会的示范作用。

工业社会的到来,使得金钱力量成为荣誉的最后依据;而表现金钱力量的手段则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消费。开始这两者并无高低之分,人们根据自身便利选择。但在现代紧张的工业制度下,人们互相间接触很少,个人要使他人对其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显示其支付能力。于是人们对明显消费的重视开始甚于有闲,甚至对每一个阶级都有公认的消费水准。人们开始集中消费于那些最明显、最容易看出的事物(炫耀性消费),金钱荣誉准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于个人爱好、服装、职业等也染上了金钱荣誉的色彩。

凡勃伦从社会惯例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在他看来,人的本能支配社会的习惯、思想,社会制度作为“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包括:各种经济、政治、法律、心理等因素),归根结底,受到人的本能支配。人类的“虚荣本能”与“作业本能”,决定着社会的两种制度:一种是满足人类虚荣本能的金钱关系制度,一种是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生产技术制度。受英国哲学家斯宾塞①的影响,凡勃伦将“进化理论(适者生存)”运用到了对制度变迁的讨论中,指出“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只有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能实现制度的发展。

正如,张宇燕教授在其《经济学与常识》一书中所说:“《制度经济学》的副标题虽然是‘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但公允地讲,至少仅就篇幅而言,其分析重心则置于对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描绘和分析之上的。”②

二、《有闲阶级论》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体制改革

《有闲阶级论》出版于1899年,众所周知,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结束了南北双方的对立,为美国建立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奠定了基础。随后新工业革命的展开,更加速了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使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70年到1890年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3倍多。仅在1890-1900年间,国民财富就翻了一番。到新世纪之交的190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达到170亿美元,人均平均收入达到327美元,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工业化在集聚财富的同时也在积累了贫困。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1893年披露的信息,当时9%的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1%,全国80%的人口处于维持生存的边缘,而20%的人控制了全国所有的财富。然而,美国人对新时代的到来既无经验也无精神准备。在高速发展的经济面前,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准,政治成了谋取财富的主要工具,“民主制度下的一切问题都只不过是钱的问题,谁有了钱,谁就可以从中获利。”③政治成为金钱的附庸,公民责任感丧失,腐败、造假、欺诈……美国社会走向迷失。

《有闲阶级论》的出版给当时的美国社会,特别是上层阶级,一个反思、检讨当下社会问题的契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社会体制面对工业化浪潮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已无能为力,改革成为实现社会平稳转型、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美国正处于关键时刻,要是再不改变航向,就会最终陷入绝境。”④美国政府开始抛弃传统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以一种积极姿态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职责,以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开始体制改革:1、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规则;2、加大人民权利立法,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3、加强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建立现代管理体制等。

三、对当下中国相关社会问题的反思

《有闲阶级论》作为经济学著作之经典,历久而弥新。正如他的学生、著名经济学家威斯雷·米歇尔的评价:“凡勃伦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其后的一百年间,该书读者不计其数,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普通大众都从其中汲取智慧,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百年后的今天,我有幸研读经典、反思当下,依然收获颇丰。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显示:截止2011年3月底,我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占全球份额的1/4,紧逼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报告同时预测:2012年我国会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大国。继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报告8个月后,中国科学院于2012年3月发布《201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报告提出我国发展中的人口压力依然巨大,按2010年标准贫困人口仍有2688万,而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2300元/年),我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

我们没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却跑步进入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 “中国式消费”、“中国消费主义顽疾”、“中国社会病”等,纷纷见诸于报端。伴随贫富分化一起产生的是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与社会道德的滑坡。 “三鹿奶粉事件”、“小悦悦事件”、“艳照***”、“郭美美事件”……社会怪象丛生。

不难发现,我国当下的社会问题与20世纪初的美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借助凡勃伦的思想,我们不妨一探隐藏在我国这些现象后的社会制度问题。

一方面,受封建社会历史、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社会官本位意识一直比较强烈,社会有着普遍的敬官、畏官心理。“学而优则仕”,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热议的程度不亚于高考,报名人数令人咂舌,2009年突破100万大关,2011年达144万。趋之若鹜的背后是当官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与金钱的对等,“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一路高歌猛进、经济急速发展,少部分人享受国家政策先富了起来,成为“富一代”。在官本位社会意识的推动下,“富一代”与官员群体迅速结成利益同盟,这个利益同盟成为我国有闲阶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构建了我国社会当下的有闲阶级制度。钱权交易成为社会常态,各种腐败现象迅速滋生、贫富分化严重。金钱准操纵着社会文化,成为权力、艺术、职业等事物的价值支撑点。富裕起来的人们急切地需要一个突破口来展示自己的支付能力,各类奢侈品成为最佳选择。

但我国有闲阶级制度比美国对社会的影响更大,在于“富一代”与官员群体结合的利益同盟,造成了资源分配的加倍不公平与政策制定倾斜的严重性,甚至于现在“富二代”、“官二代”开始走入公众视野,成为新制度的决定与影响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国作为有着一亿多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却能超过欧美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

金钱操纵的社会文化,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在奢侈与贫困的两极分化中,占我国大部分比例的中层阶级开始走向迷失;而贫困阶层或由于疲于应付生存、或由于自身水平限制,根本无法顾及这一问题。于是整个社会陷入一种迷失的状态,唯权、唯钱,无视法律、无视道德。上个世纪的我们,在国际上,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标签;这个世纪却又贴上“奢侈病”的标签。也许,正是到了我们放慢脚步,重新审视自身、审视社会的时候!(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注释:

①斯宾塞(Herlo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把进化理论适者生存应用在社会学上尤其是

②教育及阶级斗争中,并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因此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

③张宇燕著,《经济学与常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99页。

④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⑤康马杰[美]:《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463页。

参考文献:

[1]世界奢侈品协会与中国贸促会.《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2011.7

中国科学院.《201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12.3

[2]索尔斯坦·凡勃伦(美).《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4

[3]本·塞利格曼(美).《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华夏出版社,2010.4

[4]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

[5]康马杰[美]:《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6]何清涟.“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面对财富与贫困的思考.读书,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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