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与《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九八二年九月，报纸上曾经发表过一则消息：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对谭其骧教授主持编制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又有消息说：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一九八二年底可以出版二册，估计至一九八四年初可以出全。

一部历史地图集，成如容易却艰辛。

一九五五年，中国历史学界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编制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不仅是学术界关心的事，而且据说毛泽东同志也极为关注此事。他阅读中国史籍，就常常翻阅晚清学者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以资参考。因为此书成于清末，历时已久，省县变动、地名更易皆多，而且当初出版的是线装书，一张地图分为好多张，拼读不易。凡是读过此书的，都深感此图从内容至形式都已不敷现代人研读的需要，亟须重加修订，才便于应用。

为了做好这件工作，史学界组成一个专门机构，简称“杨图委员会”，意思就是杨守敬历史地图整理委员会。由吴晗、范文澜“挂帅”，并请翦伯赞、尹达、金灿然等历史、出版等各方有关专家参加。吴晗则郑重推荐了谭其骧来具体主持这项工作。谭其骧欣然应命，随即束装北上。从此开始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改编修订工作。一九七四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先在内部印行征求意见。但是消息不知怎的传到国外，受到十分重视。这部《历史地图集》从开始编写到现在，前后达二十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间不知经历多少曲折，多少艰辛；几多折腾，几多悲欢！

谭其骧是如何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的呢？说来话长。

今年七十一岁的谭其骧，字季龙。他原籍浙江嘉兴，却生于沈阳京奉铁路皇姑屯车站的职工宿舍。他的父亲当时正任职该站站长。一九一二年，父病南归，他随同回到南湖之滨的故乡。所以至今他的普通话中多少还带有一点“秀水乡音”。谭教授的经历，他自己说过：“很简单，可以说就是读书与教书。”

他在家乡读了家塾、小学，进秀州中学。二十年代后半期就读于上海的上海大学和暨南大学，毕业后进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当研究生。回忆起上海大学，谭其骧教授记得当时那里的共产党力量很强，是著名的“红色大学”，他读的是社会系，耳濡目染，在这里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转学到暨南大学以后，他开始读中文系，然后到外文系，最后才选定历史系，这时候他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生了。事隔数十年，谭教授回首往事，还是认为当初一再转系，最后选定研究历史作为自己“终身大事”是完全得当的。他记得：在暨大“第三年开学时，为了转不转系，转哪个系，曾经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了好几天。我转了外文系又转历史系，当时不少人都对此不以为然。但事实证明我是做对了。因为我这个人形象思维能力很差，而逻辑思维能力却比较强一点，所以搞文学特别是创作肯定一事无成，而学历史特别是侧重于考证，就相当合适。”但是谭教授在说明要慎重抉择专业之余，特别强调：“一旦认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就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切不可见异思迁，看到哪一门行时走运，就去‘改行’。古往今来，凡想在学术研究中投机取巧者，到头来也必将一无所成。”而谭其骧自己正是穷其一生孜孜地专心致志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而在中国史研究中，又特别在历史地理研究上下了大功夫。从一九三二年春进北平图书馆任馆员起，他就开始在辅仁大学兼课任教，不久又兼课任教于北大、燕京，直至一九三五年辞去图书馆职务，他才专职教书，至今已历半个世纪了。后来他又历任广州学海书院导师、清华、燕京讲师，抗战时期在贵州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后升任教授。一九五0年他转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迄今。在这五十年“粉笔生涯”中，他为莘莘学子讲授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地理。但教得最久的一门课程则仍是中国历史地理。

他说：“我对中国历史地理这一门学问，真正是有了感情了。唯其如此，不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反复折腾的情况，都能坚持下来。”为了给祖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做出贡献，他是有一种“虽九死其未悔”的精神的。

在已逝去了的十年动乱中，谭其骧教授的处境、遭遇是可想而知的。先是象所有的专家、学者一样，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靠边批斗一通。整个《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订工作停顿了下来。三年以后，被“一批二用”的谭教授在一群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都毫无所知的“天真的”红卫兵监督与领导下，继续着他的工作。当然，这就如同“带着镣铐跳舞”，后果如何，不言可喻。最滑稽的是一面在认真地绘制历史地图，一面却在批判它是“繁琐哲学”、“为帝王将相服务”、“工农兵看不懂”……先是“发动群众修改审查”，继而“请红卫兵小将动手修改”。还有人很认真的提出要在历史地图上画出韶山冲的位置、林家大湾的位置等等。对于这类意见，谭其骧教授只能报之以沉默。舍此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当天空重归明净的时候，对曾经受到种种干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再加修订，就不能不付出更多的精力。

二

谭其骧教授在回顾他的学术研究生涯的时候，总是忘不了顾颉刚先生对他的启发与影响。

一九三0年秋天，十九岁的谭其骧在暨南大学毕业，从上海来到北京，进入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次年秋，选读了《尚书研究》，接触到了讲授该课的顾颉刚先生。当时与顾先生同时开课的名教授有：讲授《春秋三传》的洪业、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的邓之诚、讲授《中西交通史》的张星等等，群贤毕集，皆是一时之选。

顾颉刚先生在讲义中讲到《尚书·尧典》时，曾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之后。他的重要论据是：《尧典》中提到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所见的先秦著作中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并无十二分制。至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均以某州为名，从此始有十二州。因此，顾先生认为十二州既是汉武制度，《尧典》的写成年代自不应早于此前。为了帮助学生了解汉代制度，顾先生把《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印发给大家参考阅读。

青年谭其骧阅读了讲义与参考资料之后，觉得顾先生在讲义中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制度，而应是东汉制度。一次课后，谭其骧对顾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料竟引起顾的极大兴趣与重视。他马上热情地鼓励他的学生：“好啊，快把它写成文章，大家讨论讨论。”在老师的热情鼓励之下，谭其骧连续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史书的有关篇章，找到了更多的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自己的见解送给顾先生。想不到第二天顾颉刚就回了他一封六七千言的长信，与谭其骧展开了讨论。从此师生二人就这个问题以通信形式往来辩驳，相互问难，最后使双方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都深入了一步。不久，顾颉刚就把他与谭其骧相互探讨的这四封长信合在一起，加上自己写的一个“附说”，以《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为题，印成讲义，分发给全班学生。顾颉刚在“附说”中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象我们这样清楚了。”

通过这场讨论，固然展示了谭其骧在学术研究中的“初生犊子”、敢于探求真理的精神；同时，也表现了顾颉刚先生奖掖后进、善于启发青年并与学生平等讨论的学者气度。顾先生的这种严肃、认真、谦虚、诚恳的治学态度、教育方法，不能不对谭其骧予很大的影响。因而谭教授在近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以带着很浓厚的感情色彩的笔调写到这件事。

顾颉刚与谭其骧以后成了“忘年之交”。一九三二年春起谭其骧在辅仁大学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顾颉刚于次年在北大、燕京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师生之间仍继续开展一些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的探讨。在顾的创议下，他们又共同发起筹组“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以促进中国历史地理与有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

在《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工作中，谭其骧接受了顾颉刚先生的主张：为了奖掖后进，鼓励更多的学生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自己甘当“铺路石子”。他把一些虽然还不成熟而确有一得之见的稿件，认真修改，核对补充资料，甚至重新组织、通体改写以后，仍用原作者的名字发表。经过谭其骧的手编发文章，从而鼓舞起他们对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兴趣，最后终于培养成材的人物，大有人在。不过，谭其骧教授从不愿意提起这些事。这正是他谦虚的表现。

三

谭其骧治学半世纪，不轻易写文章。但每有著述问世，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六十年代初期他发表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就是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撇开历来认为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是由于王景治河之功的陈说，从黄河本身找到了真正的原因。他认为：东汉以后，游牧民族重新移入黄河中游，改变了因农耕而导致的破坏原始植被、引起严重水土流失的情况，终于才使黄河得以安流。他的这个论点，经过实践的检验，愈益证明了它的正确性：人们正从解放以来黄河中游盲目开垦的严重后果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由于出版部门的要求，谭其骧教授在几位年轻同志的协助下，正在把他历年所写的数十篇学术论文汇编成书，将定名《长水集》出版行世。

“而今而后，想做的事还很多”。瞻望未来，谭其骧教授满怀信心。他准备在近年内先把他多年来讲授中国历史地理的讲义整理成书，写成一本四、五十万言的、完整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然后，将开始实现他的一个宏大的学术工作计划：组织力量，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他将以自己毕生的研究成绩同时总结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证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水平，确已超越了前人。

(作者附记：此文写作时，曾多处参考谭其骧先生所写《自传》，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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