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日新　中核聚变

100座大亚湾的盛宴

冰火两重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电力行业全年利润下降84.1%；而中国最大的核电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2008年利润同比增长85％。

涨跌互现的背后，一种强大的商业力量正在蓄势待发。权威人士分析，这不仅仅意味着中国能源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革，巨大的投资机会也蛰伏其中。毋庸置疑，长期盘踞市场龙头的火电正日益失宠，而核电作为清洁能源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的领跑者。

当国家产业政策转身，人们始终无法尽情叙说其所带来的市场喧嚣。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企业终究要有所作为。只是，当政策调整迎面而来的时候，如何掌握主动？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梳理核电的发展脉络，这一产业有着鲜为人知的曲折。

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从1970年2月8日开始筹划，到1985年3月20日在杭州湾畔开工建设，就走了漫长的15年。从1991年12月15日秦山核电站开始并网发电，到如今核电发展才初具规模。2008年全年，核电发电量共计683.94亿千瓦时，仅占总发电量的2%， 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为16%，差距巨大。

一场事故推迟了核电的进程。1986年4月26日夜晚，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蒸汽爆炸及核燃料泄漏，旋即成为各国民众对核电挥之不去的梦魇，并直接带来了一股世界反核电的浪潮。核电建设刚刚起步的中国同样受到抵制，譬如正在火热建设中的大亚湾核电站就遭到香港百万人联名请愿，要求停建或缓建。

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核电还是要发展的。”至此，我国核电发展战略定调为“适度发展核电”。

然而，很少有人料到国家核电战略将会陡然变轨。2004年9月1日，时任中国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的张华祝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政府对进一步推动核电发展作出了新的决策，将加快核能发展，逐步提高核能在能源供应总量中的比例。

2007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当时确定了目标值：“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

这已经是一组令核电相关企业欢欣的数据了，不过，这一目标正酝酿突破。国家能源局正计划于2009年一季度完成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的调整工作，并上报国务院决策，单从数据上看，原定4000万千瓦的目标已被悄然放大，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为：建成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也就是说，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将建成的核电总装机容量相当于100座大亚湾那样的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政策，一手将核电从冬天直接推到了夏天，这是一次“质”级的跨度飞跃。于是，在核电建设这席饕餮盛宴呈于眼前时，我们追溯到政策最大受益者中核集团——这家“头号央企”，在国资委中央企业名录中排在第一位的集团。

中核集团曾经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家和中国核工业共同成长了54年的公司，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枚原子弹、氢弹，以及第一艘核潜艇，是家负有特殊使命的公司。

而现在，中核集团正被这几股思潮裹挟着：作为我国核电站的主要投资方和业主，在重大的政策利好面前如何发挥优势？作为我国唯一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集团，如何完成产业链上的最优配置？作为我国核应用技术的原创企业，如何在市场上找到定位？

坐在《英才》记者面前的康日新首先讲述自己最初始的思路：“为了国家安全去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自己是一个企业，即使作为企业也是不讲价钱、不讲效益的；当我们把自己当一个企业的时候，就必须考虑自己的经济效益，我们任何一个投资都是要效益的，没有效益我不干。”

其实，自2003年9月任中核集团总经理以来，康日新已经努力将中核集团推向市场，只是当时国家的产业政策并不明晰，“原来一个核电项目都批不下来，我们发展就是靠民品。”但康日新所带来的企业战略上的变革和初步积累，或许能让中核集团实现与政策的快速对接。

战略转身 利润放大

谁也想不到的是“核电从数九寒天一下子就到了三伏天”。

如果站在行业的角度探寻核工业的起承转折，其艰难是外界不可想象的。

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打上当时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的烙印，中核集团作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部门之一，这些印记对其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中核集团的历程可以说与中国核工业的发展画上等号。

“以军为主”的方针，自我国有核工业伊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可撼动的铁律。当时看这是必要的，但实践表明，核工业建设如果只搞军用，不搞民用，必然路子越走越窄。

于是，在1979年4月，中核集团前身——二机部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工作重点转移，提出了要积极发展核电和推广同位素与其他核技术的应用。1981年3月，在国务院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下，正式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利用上来”的发展方针。

由此拉开了中国核工业变革的幕布， “军民结合”、“保军转民”成为变革的主导思想。

难以逾越的四道槛，摆在中核集团的面前。

第一道，从铀地质、铀矿冶、核燃料到核武器研制，核工业的大部分科研生产单位都具有专业性强、生产过程带有放射性等特点，因而原有的生产设施、设备，一般无法直接转为民用；第二道，核工业的科研和生产单位，大多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因此，在选择转民的出路、确定工作、产品方向上有一定的难度；第三道，核工业转民的主要内容应为国家发展核电服务，但我国的核电建设在体制和规划安排上，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大量工作难于展开；第四道，长时期以来，核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在经营管理上形成了“科研生产型”状况，其经营思想、管理制度、经济政策，以致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都同转民的要求不相适应。

“只要我们能想得到的，核工业队伍算是全干过了。”中核集团政策研究室主任潘启龙对《英才》记者说，所有这些艰难，中核集团都一步一步地向前迈。

还有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在兰州，五零四厂所出产的“五零四雪糕”曾经扬名八方；在四川，中核集团更是有一家拿到汽车生产牌照的造车厂，不过年产量却只有区区30辆车。除此之外，玉米淀粉、矿泉水……中核集团为“保军转民”投入了百亿资产，所涉及的行业纷繁如杂。

账面上2.4亿元亏损，当1999年中核集团在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的基础上组建之际，冒出这个数字也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此外中核集团还要面对着当时政策上的瓶颈——适度发展核电。

“所谓‘适度’，批两台机组是适度，不批也是适度。主要业务已经停了，产业前景并不明朗。”潘启龙说，“中核集团成立之后并不是拉开队伍怎么干的问题，而是亏损的这么厉害，如何把亏损的、没有效益的企业调整消号。”

于是在中核集团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称谓，叫做“调整脱困八大工程”，所涉及内容都是如何减少集团的亏损源头，诸如四零四、八二一两厂整体脱困；14个非核企事业单位移交地方；30多户资源枯竭的企业关闭破产；7个项目实施债转股等。

这项工程历时7年，在中核集团的公开资料中如此写到：“这八大工程中最大的一项就是30多户资源枯竭矿山及直接配套企业的关闭破产工作。力度最大、任务最重、工作最难、历时最长、涉及职工最多。”

就是在“八大工程”的推进中康日新赴任中核集团的总经理，他如此概括这项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原因：“我们有好多历史上的政策，国家给予我们解决。比如说调整结构、破产、解决历史问题，这些综合起来使我们的负担逐步解决，经济效益快速提升。”从此中核集团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2.4亿，潘启龙说这是让中核人记忆深刻的一个数字，从亏损2.4亿到2003年盈利2.4亿，用了4年时间，如今这个盈利数字在逐年放大。

如同潘启龙转述中核集团财务负责人看到去年利润时所说，2008年中核集团盈利48亿，该负责人对此的评价为：2007年26亿我就挺高兴了，今年一下达到48亿。

在康日新眼里，中核集团效益得以提升的显性原因是以下三点：一、减少了亏损源；二、主业得以快速发展；三、铀产品价格与国际接轨。

然而，这其中并不是没有遗憾，在中核集团的“八大工程”里有这样一项：77个核地质单位属地化。因为在“适度发展核电”的政策之下，对于主业的投入只能调低。中核集团6万多人的地质找矿队没活干。

于是在2000年，中核集团将这77个核地质单位移交地方，实现属地化。现在忆起这支大部队，潘启龙说：当时谁也想不到“核电从数九寒天一下子到了三伏天”。现在真想把那支队伍拉回来。只得感慨这几年变化太快，未曾料到核电会这么大发展。

产业链起舞 整体合并

“中核集团肯定是核技术的老大，其他集团也有一些搞核技术的，但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反应堆。”

游说发展核电，在7年前，让大多数人接受这个理念还是不小的难题。

1999-2002年，康日新任中核集团副总经理，当时他和任总经理的李定凡频繁往返于各部委之间，中核集团提出了“四保保一保”的说法，即保技术、保人才、保队伍、保体系，最终要保的是核大国地位。

当然，除了国防战略考虑之外，康日新没忘记把核电的经济效益放在台面上。“有时候我们就在部委里讲，我国煤炭资源多在北方，比如山西、内蒙古，但是我们的发达城市用电量最大。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要靠那么长的铁道去运输这些煤，每个100万千瓦电站一天要烧的煤有102个火车皮，这给铁路、公路增加了巨大负担。”

较之核电，风电的装机容量目标值也已调高，根据2007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中长期规划”）中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万千瓦，而在近期，这个数据被修正为1亿千瓦。然而，风电的成本要高于核电。

而核能的稳定性要远高于同为新能源的风电和水电，因为后两者都要受自然条件限制，但核电必须一直稳定运行，“这是国家规定的”，康日新说，“因为核电质量好。”

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常委会讨论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站的开工，此次会议由温家宝总理主持，项目很快获得通过，康日新说：“通过核电的建设，对产业结构、拉动基础材料内需是很重要的项目。”

11月21日，福建福清核电项目开工，李克强副总理亲自到了开工现场，并把原定的两台机组改为六台。李克强更是在施工现场提出，通过核电的发展，拉动了当前中国内需的需求。

时隔不足一个月，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又批准了中核集团浙江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踩准大势，中核集团早已确定自身的发展总体思路：以保军为重点，以核电为龙头，以核燃料和核科学技术研究为基础，以核应用技术为新的增长点。

核电作为中核集团发展龙头，已获得飞跃发展，对于主业中的其他板块，康日新说：“核电发展起来之后再慢慢带动起来。” 在主营业务的核电中，除了核电站的投资、运营设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之外，中核集团还有一个盈利点，工程总承包。

于是，会否整体合并，成为市场最激进的猜测。专业人士认为，面对全国急剧发展的核电事业，中核集团和10年前分家的兄弟——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合并势在必行，中核集团借此实现自身在政策转变后的快速崛起。康日新对此举颇为看重：“合并之后我们在核电上就全了，所以两家强强联合，会对国内核电发展、核工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现在两家的合并方案已经上报国资委。

对于和中核建设集团合并，康日新认为是双赢：“中核集团肯定会按照自己主业的发展方向走，就是走自己熟悉的地方。而中核建设集团原来就和我们是一家。”二者在核电上分工明晰，中核集团是我国核电站的主要投资方和业主，是核电发展的技术开发主体、国内核电设计供应商和核燃料供应商，是重要的核电运行技术服务商，以及核仪器仪表和非标设备的专业供应商，承担着核电站运行和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任务。而中核建设集团则负责核电站的建设，这两家关系非常密切，中核集团甚至可以成为中核建设集团最大的客户。

有一条天生完整的产业链，中核集团的核心优势：在核电方面，包揽了核电站的投资、运营、设计及工程总承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在核电产业上游的核燃料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循环体系，从上游的地质勘探、天然铀生产、铀浓缩、核燃料元件一直延伸至核废弃物处理处置；而核技术应用则是中核产业链向其他领域延伸的触角。

这条随着“以军为主”的核工业方针发展而来的完整产业链，如今成了历史赐予中核集团独有的竞争力。就像中核集团资产经营部主任王敏用充满自信的口气对《英才》记者说：“中核集团肯定是核技术的老大，其他集团也有一些搞核技术的，但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反应堆。”

虽然这一产业链条发展有所偏倚，但中核集团一直完整保留着，并在积极改善。如那支属地化的核地质大军，因为前期中核集团在地质勘探和天然铀生产部分都是入不敷出以及严重亏损，因为挖出来的铀矿都是按国家收购价——37万人民币一吨，卖给核电站，后来国际铀价一路飙升到了100多万人民币，中核集团的铀还是按37万一吨卖。不过，在中国核电得以快速发展之后，天然铀作为核电发展的保障，已被提上国家战略的高度，因此，贱卖铀矿的状态已经获得改变，中核集团开始提高铀价。

上千亿的市场，为核技术应用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中核集团已经调高了对自身的要求，在国际上核技术应用方面，美国已经创造出了3000亿美元的市场规模，而日本也达到7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5年，我国这一产业规模是500亿人民币，根据发改委制定的十一五规划，在十一五末期，全国核技术应用产值应达到1000亿人民币。

如何快速占领市场，成为中核集团的首要发展目标。在《英才》记者面前，王敏用略带惋惜的语气说：“现在中核集团占的份额很小，在500多亿产值中才占30亿，我们还是行业龙头老大呢。”

新的利润增长点，将倚重核应用技术，在中核集团是公开的秘密。在核电迎来快速发展之后，中核集团也在为核应用技术寻找发展的契机，比如这次金融危机，“我们以收购为主，把市场做起来。”王敏透露这是中核集团变不利为有利的举措。

以中核集团的辐照站为例，现在中核集团仅有6座辐照站，而这又是中核集团的强项。于是，他们瞄准了目前辐照站做的最好的中国黄金公司，王敏说“我们用几亿的投入，收购一些辐照站。”中核集团想做起来的是一个辐照站连锁。

市场化运作中的不足，是中核集团目前的主要问题，王敏坦言，“中核集团是我国核技术产业学科最全、规模最大、产品覆盖面最广的核技术创新体产业化生产基地，是核应用技术及其产品的原创企业，很多东西都是中核原创。但我们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别人活，慢慢的别人做的比我们大了。”

像海关集装箱检测系统——这是中核集团的原创，而此后清华同方威视也上马了这一项目，现在两者的销售对比很悬殊：中核集团一共卖出去两台，而清华同方威视一年的销售收入有30亿。“中核集团开拓市场能力还比较弱，有时候我也挺着急的。”王敏如是说。

但不可否认，中核集团的整条产业链已经舞动起来，尤其在国家政策的拉动之下，康日新曾经为之奔走的核电事业终于迎来了最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也已看到，在核工业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中核集团都有其他企业难以比拟的实力；也可以断言，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中核集团将更充分地融入市场。当然，作为撬动整个中核集团的支点——核电，是中核集团所要全力突破的重中之重。

有目共睹，康日新执掌的中核集团已经扭亏、盈利，重塑了军工企业形象。康日新也称，经常会有人对他说：“老康，你利润这么高，形势很好了吧。”但他总是话锋一转的回答道，“其实我们是勒着裤腰带干活的，因为我们必须为下一步发展做好准备。”

中核集团有句话，叫做“今天不栽树，明天不结果”。康日新说，我们得把钱拿去买树苗。

资金潜力3500亿授信额

“我们一下拿到了10家银行共3500亿元的授信额度，如果需要更多，也会有的。”

很会算账，对于从盛产晋商的山西走出来的康日新来说，早已深入骨髓。他给《英才》记者算了笔账，现在中核集团已有三座核电站核准开工，其投入分别为：福清核电站1000亿人民币，秦山二期扩建工程和方家山核电站1200亿人民币。这是一笔不菲的投入，并且，如果要实现2020年核电1亿千瓦的总装机量，未来中核集团的投入将不断增加。

“按照国家的核电投资计划，到2020年总投资是6000亿，中核集团占50%，至少也要3000亿，而且我们还要争取略高于50%的比例。”

除此之外，中核集团同时还要在产业链的上端发力。譬如铀矿的开采、勘探，这是为核电站提供粮食的，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其次是铀浓缩，这是核燃料的中间加工环节，铀浓缩系统一个车间大约需要投入40亿，而在迅猛发展的核电盛况之下，中核集团预计需要12个铀浓缩车间。而这些资金“主要靠我们自己解决，国家只给很少一点儿资本金。”

这些就是康日新所要栽下的第一批树苗，但钱从哪里出？

对这个问题康日新的回答很实在，“就是自己多赚钱、发行企业债券、发行中期票据”。 “自己多赚钱”这一点排在了资金来源的首位，潘启龙告诉《英才》记者：“我们的效益非常好。”在2008年中核集团的48亿利润中，核电带来了39.8亿元，占70%比重，日后这一数字将毫无疑问的增加；另外，中核集团也涉足投资业务， 2008年底中核集团对所持有股票做了一个统计，如果把手中股票全部抛售，可以收回几十亿元资金。

其实，在中核集团的历史发展中，其资金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财政和依托银行，在资金保障上存在融资渠道单一、债务成本较高、债务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现在康日新的底气十足，一方面核电的快速发展不仅仅让中核集团看到了希望，外部资本也乐于投入这个行业；另一方面，中核集团早已对多种融资方式进行了尝试。

2005年4月，中核集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企业债券发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发行企业债券20亿元人民币，成为首家发行企业债券的军工企业，在当时被评价为：“为国防科技系统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作了有效的尝试。”

时隔三年之后，康日新又一次和资本市场亲密接触。2008年４月15日下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机构）以中市协注［2008］第5号文件接受中核集团发行2008年度中期票据的注册，中核集团成为首批获准发行中期票据的七家试点单位之一。本期票据总规模36亿元人民币，期限５年，分两批发行，首批发行18亿元。

外界对中核集团事业发展前景的信心似乎比康日新还要强。2008年底，由中核集团出具合同文本，10家银行在上面签字，共同授予中核集团3500亿元的授信额度。

潘启龙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十几年了，对于这种强烈反差印象深刻，“在1994、1995年的时候，求人难啊，低三下四的。现在事业发展了，形象也好了。像我们一下拿到3500亿元的授信额度，如果需要更多，也会有的。”

其实，还有比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这些手段更重要的策略——直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但是当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股票、股市不景气，使中核集团在这个时期不得不考虑其他策略。

潘启龙兼任中核集团上市办公室主任一职，他把上市一事称为“敏感话题”，这足以说明中核集团对进入股票市场的渴望，但作为维系国家国防战略的军工企业，中核集团上市必然有其特殊性，无论选择整体上市还是部分资产打包上市。

正是这一特殊性妨碍了中核集团的步伐，如长城证券军工研究院负责人对《英才》记者所说：“现在各个军工集团上市很积极，而中核集团的步子是最慢的。”

直到2007年，核工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国防科工委认为，核电在国家控股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资本市场。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核集团开始与国资委、证监会接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核集团整体上市，中核集团也曾经考虑过这一方案。”

关于中核集团整体上市的思考已经历时两年，不过由于铀、核电涉及国家军事战略，因此主业中只有核应用技术存在被推上资本市场的机会。

由于中国股市2008年由牛转熊，潘启龙直言， “我们还在探索过程中，都在做一些准备。”

竞争策略自主创新

康日新只有一句话：“我们前期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之后我们是合作关系。”

当康日新四处奔走疾呼，争取国家对核电发展支持之际，他不断地在各部委重复这样一组数据：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国际平均值为16%；核电所占比重最高的是立陶宛和法国，都是79%；即便是美国也已达到20%以上。中国的数据是多少呢？核电装机容量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3%，核电的发电量占全国总发电量的2%。

“我们一定要加快核电发展。”康日新陈述这组数据之后，总不忘加上这样的结语。中国能源网CIO韩晓平对当时的状况有过评论：“中国核电所面临的问题是，核电何时腾飞，以及以何种方式发展。”

现在韩晓平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以何种方式发展”这一问题却悬而未决。韩晓平对《英才》记者说，随着中国核电建设渐渐驶入快车道，核电“国产化情结”变得越来越强烈。现在的争论集中于技术抉择上。

自主创新，是中国核工业集团高举的大旗。他们始终站在提高国产化率这一端，提倡采用国内现在比较成熟的第二代核反应堆技术。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国产化率、降低成本，还能保住已有的核电工业技术队伍、迅速提高中国核电工业的整体水平，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和国外相比，中国自主的核电技术有差距，但只是在同一阶段稍微落后。用康日新的话来表述，就是“大学一年级和大学三年级的区别”。康日新一一列举了我国核电技术的落后之处：一、设备加工，在核电自主化方面，中国自身有很大的进步，但在设备架构、核电建设加工的能力上还是有所短缺；二、核电站设计方面，我国在实验上有些方面比别的国家弱一点儿。

外电评论，中核集团的这些论调是为了将国际核电巨头攘于门外，从而使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秦山模式”得到用武之地。因为分割中国新增核电站的，并非中核集团一家。

自国家核电战略调速为“加快”之后，中国核电企业在沿海的布局已经开始紧张进行，从海南到辽宁的沿海省市几乎都在发展核电，而目前核电业主集团企业除中核之外还有两家——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他们已经加快了核电的开发进程。

我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催生了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作为大亚湾核电站最初的投资方之一，至今中核集团还握有其45%的股份，可以说是中核集团自己培养出来的对手。目前广东核电总装机容量为400万千瓦，占全国的44%，阳江、岭澳二期等核电项目已获立项。广东能源办预计，到2020年，广东核电装机总容量为2400万千瓦。2008年7月17日，召开的广东省核电建设领导小组提出，要打造全国首个“核电特区”，批量推进广东核电规模化发展。

而有着核电背景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马不停蹄，分别在山东海阳、湖北通山县高坑乡、重庆涪陵等地圈下“风水宝地”，一旦核电计划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即可开工建设。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已与安徽省政府签订了合作建设安徽核电项目的原则协议，辽宁核电项目的启动工作也正与辽宁省政府协商。

中国这块蕴量巨大的核电市场早已吸引了国际淘金者，技术、配套设施是他们所瞄准的目标。而作为我国唯一的核电技术开发企业，中核集团除了国内的核电投资以外，必然要与在核电领域早于中国崛起的法、美、日在国内市场展开争夺。

来势汹汹的是日本企业，当国际核电市场转暖以后，日本企业迅速调整了国际战略，出现了日本三大厂家纷纷与美国、法国企业联合的态势。

东芝第一个点燃了跨国联合的导火索。2006年2月6日，日本媒体透露东芝方面要以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西屋公司的消息。虽然东芝方面在具体内容的披露上非常谨慎，但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9月28日东芝对西屋的收购已经通过了美国《反垄断法》，最终东芝本身出资41.58亿美元，掌握了西屋的77％股份。

对于东芝拿出如此巨资收购西屋，日本核能方面的专家看法不一。东芝原来并不具备压水堆型核电技术，在完成对西屋的收购以后，东芝本身便掌握了所有主流核电技术，既能在经济性比较好的沸水堆方面进一步发展，又有了争夺压水堆市场的杀手锏。

2006年10月19日，三菱重工与法国阿海珐签订了在核能方面合作的备忘录。“核电市场正在复兴，三菱重工将与阿海珐在财务、人力资源上合作，共同开发第三代100万千瓦的核电站。两家企业的合作包括了资材的采购、电站的服务、燃料循环使用、新型反应堆的开发等等。”阿海珐在全世界有40个生产基地，有上百个销售点。三菱重工是反应堆、发电设备的重要制造厂家，两者合作后，自然具有了十分巨大的压水堆型核电站的建造能力。

紧接着日立在11月中旬宣布与美国通用在核能商业领域开展全球范围的联盟合作。日立在核电方面的年销售额为14亿美元，通用的核电年销售额也有10亿美元。日立公关部回答记者采访时表示，日立将与通用在2007年上半年缔结合作协议。“我们强化核能事业方面的合作，是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等国家的核电市场在不断扩大，我们的核能事业有了重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日立与通用的具体合作内容是，日本的新公司以日立的核能事业部门为主体，日立出资80％以上，通用出资近20％，成立新公司。新公司负责日本国内的核能业务、世界市场上的核能设备设计、开发及制造。日立与通用在美国成立的新公司，则以通用的核能部门为母体，日立出资40％，通用出资60％，负责日本以外的世界市场的核能工作。

到了2006年11月底，以日本企业为主的国际核电技术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日本东芝－美国西屋、日本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日本日立－美国通用。至此，日本已经完成了全球核电战略布局，成为中国核电发展难以绕过去的一环。

对于日本乃至全球核电巨头的挑战，康日新只有一句话：“我们前期可以竞争，但竞争结束之后我们是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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