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豫北加拿大传教士借医传教与妇幼卫生观念变革研究

摘要：贫困、多病、无助是近代豫北妇幼主要生存特征。在借医传教目标下，加拿大传教士通过免费诊所、教会医院、农村医疗卫生网、妇幼保健所等形式，从事妇幼疾病救助活动，宣传妇幼保健与卫生知识，培训助产士，讲解节育、避孕知识。其在缓解当地妇幼疾病痛苦的同时，推进福音工作，发展教徒。他们最早在豫北地区传播西方医学，展示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要性，使传统接生法遭到质疑，女子社会地位也有所改观。

关键词：加拿大传教士；妇幼卫生观念；新法接生；宗教传播

中图分类号：K256；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0)01-0105-06

借医传教是近代***新教海外传教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中国民众接触西医科学的早期途径。在百姓疗病去患的现实需求环境下，中国传统医学和西医开始了交流、碰撞和相互借鉴，民众的医疗观念也由此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革。但不同的传教主体，面对不同地区传播受众群体性的差异，也有不同的活动特色。比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在豫北——指河南省地处黄河以北的地区，主要包括彰德府(今安阳)、怀庆府(今沁阳)和卫辉府所辖范围，面对被三从四德束缚，又常被疾病困扰的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加拿大医学传教士“机智地”将疾病救治、妇幼卫生知识传播与宗教关怀融合推进，并互为手段，使之相互渗透、交叉影响。传教士的这种人性化传教活动，使其宗教宣传展现出立体发展的效果，也对当地民众卫生观念变革、妇幼保健工作的启动以及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产生一定的影响，加快了它们走向近代化的进程。目前，学术界关于英、法、美等国传教士在华借医传教活动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对加拿大传教士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成果不足，且至今无人对妇女、幼儿这一近代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及精神变化进行专门研究，本文试对加拿大传教士的借医传教活动与近代豫北妇幼卫生观念变化进行新的探讨。

一、贫、病、愚：近代豫北妇幼生存特征扫描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生存特征直接影响其精神面貌，并进而构成其信仰的原动力之一。近代豫北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地区，除了卫河航道外，交通闭塞，“甚至在铁路和通讯设施发展起来之后，豫北仍旧是一个农业性质的内陆地区，在相当程度上与沿海港口和长江盆地上的中心城市以及华北其他地区缺少联系”。当地农民“性极守旧，拘墟固陋，变化实难”，因而也“著著落后”，被外国人称为“锅柄”地带。与此相应的是，民众迷信思想严重，妇女地位低下。体现在医疗卫生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缺医少药，巫医流行，治疗妇女经、带、胎、产诸疾病的中医更少。河南濮阳患月经病的妇女，竞占妇女人口的70％；卫辉一带“妇女常见病、多发病宫颈癌(俗称倒开花)发病率颇高……而得不到治疗”。当时，民众普遍缺乏疾病预防与卫生保健观念，对妇女病的防治更被看做是伤风败俗，一般是不去诊治的，而民间积累的一些经验知识仅靠妇女之间口耳相传，传播对象相当有限。

孕妇生产的危险性更大。旧法接生是在家分娩，由于缺乏卫生知识，有的让产妇坐在秆子或草上及炉灰上分娩，有的“产时蹲炕头，坐尿罐，甚至站着、跪着生”，有的要躲到牲畜棚中，以免血光冲犯家运。接生婆多采用被细菌污染了的烂瓦片、秫秸秆、高粱篾剖开会阴，用生了锈的破剪刀割脐带，用破棉絮包扎伤处等，以至于产妇产褥热、产后综合症经常发生，新生儿患脐带感染和破伤风(俗称“四六风”)的几率也很大，死亡率相当高。各地方志、卫生志都有惊人的数字记载：汲县新生儿患破伤风者达30％左右；濮阳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为50％；新乡一地更高达70-80％汲县唐庄双兰一产妇，生育14胎，10胎因“四六风”死亡。

形成雪霜之势的还有民众的极度贫困。由于政局混乱，政府救助无力，这里常有“水淹十八村”、“沙压十八村”、“盐地十八村”的现象。面对水涝、旱灾、兵患、蝗荒虫疫、风雹星霜等的不时侵袭，无助的民众连每市斤售价一角一分四厘的食盐也买不起，而只好“取碱土煮淋小盐以自食”，何谈卫生与保健。

疾病总与贫困相伴而行。每逢灾荒或****，气温升高，细菌滋生迅速，即有瘟疫流行。其中天花、霍乱、黑热病、疟疾等烈性传染病在豫北流行最多最广，危害最重。患者往往未医即死，或搞封建迷信，为巫医所贻误。婴、幼等弱势群体健康更易受到侵袭，豫北一带流传着“猫怕冬，狗怕夏，小孩就怕麦罢”的说法，认为小孩过三夏就是闯三关。可见危害程度之烈。贫困、疾病、愚昧与无助，成为近代豫北妇、孕、婴、幼生存状态的主要特征。这在客观上为加拿大传教士在此地区借医传教提供了条件。

二、矢与行：灵魂收获与西方妇幼卫生知识传播教化

“在计划让什么人成为传播受众群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涉及到这些人总体的情况。”这是一位传教士给他的同道者传递的经验。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豫北地区水涝遍地，灾情严重，各种疾病随之蔓延。在台湾北部工作多年的加拿大教会决心借机在中国内地展开工作。1888年，加拿大***新教长老会派遣以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为首的七名传教士——包括史雅阁(JamesF.Smith)和罗维灵(William McClure)两名医生，带着在国内募集的捐款，在其他教会的帮助下，途经烟台、天津，沿卫河来到彰德府地区，组建豫北差会。由于当时晚清政府对外国传教士的在华传教活动采取“明为保护，暗为防范”，以达到“不禁之禁”的政策，对传教士在内地非通商口岸的活动实行“悉听地方人民之处置，与地方官之裁断”的机智应对策略，而豫北又民情强悍，所以加拿大传教士还是比较谨慎的，他们将传播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受禁锢最多，但宗教感情、直觉、纯洁度最高的妇女阶层，专门针对妇幼健康状况，将医疗作为福音事工之一，借机发展。

加拿大传教士的妇幼卫生知识传播途径，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一)医疗、卫生知识与福音：疗灵与疗身并行互用

1.免费妇科诊所，早期相互认同的起点。为方便在妇女中开展工作，寻求妇女认同，1897年，加拿大传教医生科玉贞(Jean J·Dow，1895-1927年在豫)在教会最早建立的内黄县楚旺镇男科诊所附近，增设一妇科诊所，专门为妇女治病。教会事业发展到安阳后，科玉贞医生又顶住来自差会的多方压力，建立了一所女医院(安阳人称为“西洋房”，男医院称为“东洋房”)。它由一处小教堂(同时也是候诊室)、一个药房、一个手术室组成。为吸引妇女走进诊所，该医院最初实行免费诊疗。这在穷困且男尊女卑严重的豫北地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并由此将病人带到了小教堂，使豫北妇女第一次接触到了***。西医的“神奇”疗效，妇女之间最易勾起的相互同情与怜悯，渐渐改变了妇女对传教士的恐惧与抵触情绪。再加上在儒、道、佛和传统民间信仰

影响下，妇女们大多具有迷信思想，认为自己的恶病是由邪鬼作乱所致，而传教士“要得救，就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的宣传，恰可让她们将基督视为驱逐邪恶的神灵。反过来，教堂小环境中的唱圣歌、讲圣经故事、互诉心事等活动以及多行善事的要求，可使人的精神状态向良性方面改变，从而增强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这一切又被民众幻视为神灵的作用。因而，这个一度被外国人视为“全国第二仇视洋人的省份”，外国传教士“必须跪着走路”的地方，加拿大传教士站稳了脚跟。

义和团运动之后，处于政治危局的晚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对传教士的政策，专门行文河南巡抚，要“严饬密拿”反对加拿大长老会及其教徒的豫北绅民，“俟各教士入境，必当优礼款待”。在政府的庇护下，加拿大宗教传播随之发展到卫辉府和怀庆府地区(当然，传教士的巡回医疗、男科诊所的疗效也不可忽视)，妇科诊所也一并跟进。

2.卫生知识宣传，福音传播的“合理”媒介。辛亥革命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借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一度加快了发展速度。“妇女神道训练班”、《圣经》学习班和各种宗教集会，同时也成为妇幼卫生知识传播之处，传教士不断向各教区妇女讲授个人卫生、公共卫生、新法接生等知识，以提高参加者兴趣，扩大宣传效果。为加快福音向豫北各界推进的速度，1915年10月，他们借召开布道大会的机会，专门聘请***青年会全国协会讲演部卫生科干事毕德辉牧师，向卫辉女界演讲妇幼卫生知识，卫辉到会者竟达1200人，是各次演讲中听讲人数最多的一次。可见当地妇女对卫生知识热切的程度。布道会后，卫辉即有109人签名立志入查经班研究会。连传教士都认为：“从来教会所办之事业，未有如医药事业之更受人欢迎者”。豫北民众的积极反应增强了加拿大传教士的信心，此后，他们不断从国内增派女教士(包括女医护人员)来到豫北。到1947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离开中国之前，他们派到豫北地区从事医疗工作的传教士共有40名，其中女传教士25名，所占比例为62.5％。这种人员结构使女传教士在医疗活动中必然占有一席之地。

3.病房是疗灵与疗身的“巧妙”结合处。医院是传教士接触女病人和病人女家属的首选之处。20世纪20年代初，为进一步扩大与巩固借医传教的效果，加拿大传教士在豫北三府府治所在地分别创办了安阳广生医院、卫辉惠民医院和沁阳恩赐医院，治疗各种疾病。这些大型现代化教会医院尽管因医生人数有限，看病不分科，但各医院都专门设立妇科诊室，由加拿大女医生坐诊，专门的女护士负责女病房，除医治一般妇科疾病外，还接收产妇(包括难产)、卵巢囊肿、附件炎、子宫肌瘤、乳腺癌等患者。医院的医疗成效逐渐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前来就诊的人数迅速增加。如1933年，惠民医院诊治的女病人即有300多人。到1935年，因住院女病人增多，医院又增设一妇女病区，使之与儿童分开(原来是妇女与12岁以下儿童合为一个病区)，以便治疗。

尽管教堂设在医院内(即候诊室)，但医院工作只不过是传教事业的辅助。在中国传教长达48年之久的古约翰牧师认为，“传教士从事的任何事工，无论医学、教育还是其他任何别的，都只有是想方设法为唯一的真正目标——推进福音——服务时，才是正当的”，“医学只不过是一个用来打开成百上千不友善家庭之门的楔子”。所以，每天上午(星期日医护人员集体到教堂做礼拜除外)，布道员即到男女门诊房进行教义宣传；下午，再到各个病房，通过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个人接触，向他们宣传***文化，解释圣经，感化病人，劝人信教，以“解除”病人及其家属的精神痛苦。此外，惠民医院有主日学及对病人讲道活动；广生医院每日有宗教集会，向病人讲道，以便他们恢复健康，创造“属灵”的元气。

针对民众卫生知识贫乏的境况，传教士们(特别是传教士医护人员)不仅关心病人病痛，也向她们宣传致病原因、流行性疾病防护、个人卫生的重要性等知识，并在医院中设女澡堂，趁妇女洗澡的机会用开水烫死衣服上的虱子，给她们换上干净衣服等等。

当传教士以医护人员名义活动在病人及其家属周围，以解决她们自身疾苦或拯救其家属性命时，他们实际上拥有疾病救助者和福音传播者的双重身份，其行为既属疗身也是疗灵。这种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关爱是病人无法拒绝的。“乱世人，罪过多，而妄想盛多”，“虽号为世之贤人君子，犹皇皇然常以他事自恐……思得一自赎之术而一洒之，且以中人而处乱世，其妄想可胜道哉?”这是民众的内心惶恐，也恰是传教士的需要，这样，***教义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倚靠他，就得帮助”(诗28:7)等声言，自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

当然，由于受中国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五卅运动以后，国内反英日运动兴起，***会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来源，特殊的时代背景，成为民族运动打击的直接对象，教徒“被会匪目为吃洋教者，被军阀认为赤化通敌者，被革命军看为是帝国主义工具、文化侵略走狗”等等。深处内地的加拿大长老会因属英国领事管理，也一度遭到打击。慑于当地民众的民族情绪，加拿大传教士将医院里传教士直接的强迫性传教取消，代之以中国的医生助手间接地给病人讲解福音，但是，每一位新人院病人都要首先发给一张卡片，上写：“该医院是为了让人了解基督这位人间最了不起的医生与救世主而建造的”。可见，为疗灵，他们可谓机关算尽。

总之，这一时期，加拿大传教士以诊所与医院为基地，将基督福音与妇幼卫生知识的传播并行推进，交叉利用，从而达到了疗灵与疗身的双重效果①。伴随着妇幼医院工作进展的，还有基督福音传播事业的立体式发展，到1922年，加拿大长老会发展的中国受餐信徒总数即达2026人。

(二)在政治与宗教之问：经济窘境下妇幼卫生知识传播的社会化

20世纪30年代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加拿大国内经济衰退，对教会海外传教事业支持力度下降。到1932年，在华传教士薪金缩减了15％，来华传教士人数也相对固定。为解决经费，摆脱困境，加拿大差会决定除向病人收取全部费用外，另寻找其他适宜的出路。恰在其时，妇幼卫生保健、新法接生等工作开始受到国民政府重视。在随后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中，卫生部又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展婴幼儿预防接种，推广新法接生。但对于广大乡村地区，国民政府有心无力，不得不仍借助教会力量，采用政府支持和教会主办相结合的手段，加强公共卫生和妇幼健康知识宣传。

共同的行动方向，将加拿大传教士与国民政府在乡村的行为结合了起来。传教士认为，将目光转移到教堂之外的非***的时代到来了，“教会自身固要精神团结，而同时也应与有价值的伟大的关于心灵道德方面的活动切实合作，新生活运动关系人民至深且巨，应该极力鼓吹，并与合作”。它

要求医疗事工必须与中国人的生活密切有关，在保持其独立地位的同时，与政府的健康计划整合，投入到预防医学中去，把基督文明推向豫北农村，改变自身形象，提高信徒综合素养，从而吸引异教徒。妇幼卫生知识传播自然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各种形式的医学知识传播活动也随之展开。

其一，构建农村医疗卫生网。医疗卫生网是乡村民众看病就医的有效形式，它方便民众，使患者(尤其是传染病患者)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20世纪30年代初，罗明远以怀庆的恩赐医院为中心，利用培训当地医生(都是教徒)、批发药品、医疗技术合作等形式，构建了名震中外且辐射周围55公里的农村医疗卫生网，这在当时的中国影响最广，反响也最大；随后，广生医院和惠民医院也建立了类似的医疗网或分院，以普通外科与妇产科为主，负责周围几十公里的疾病诊治。

其二，培训助产士，增开妇幼保健服务所，加强妇孕幼健康、卫生知识宣传。助产士培训是改变传统接生法，推行新法接生的首要环节。1933年，惠民医院与卫辉当地政府合作开办了一个助产士训练班，开始向旧式接生婆传授清洁消毒、助产、保护会阴、切除脐带、看护产妇和护理婴儿等知识，提倡用新法接生。这在当地反响明显，一年内有120人接受训练。接着该医院又在城内曹营街办了一个保健所，开展妇女、幼儿卫生宣传，进行产前检查，婴儿保健指导，接种牛痘，预防注射等工作。据当时的人反映，该保健所成绩良好。1934年，惠民医院助产士周亚娜又在马市街济华医院培训城关街老接生员20多名。1936年4月，安阳教会成立妇幼卫生所，每月一期对妇幼进行有关营养、清洁卫生、三岁以下儿童训练等方面的培训，且成果显著，第一期即有60名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到卫生所接受培训。

其三，节育、避孕知识讲解是妇女卫生知识传播的延伸。传教士医生意识到，过密的孕产也是造成诸多妇科疾病的原因，因此，在安阳的罗明远医生每年在“夏令神道学班”对传道员讲道时，讲得最多的是计划生育话题。他结合社会实际，把男女传道员分开，分别向他们讲解避孕知识。他还从加拿大带来一些银质避孕环，让银匠依样打制，这个时期仅在怀庆府周围地区就有300多名妇女安上了避孕环。这一变化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它是对中国传统多子多福世俗文化的挑战，是妇女捍卫自身权益的标志，也是社会变化的前兆。

加拿大传教士在政治与宗教之间作出的选择，既适应民众需要，宣传了妇幼卫生知识，又强化了其宗教宣传效果。据1933年民国《续安阳县志》记载，那里“教务日渐发达，每年施医四五万次，全县信徒达四千余人，记名者倍之，旋设支会三十余处”，反映了这一时期安阳教会发展的情况。中华***会信徒刘信恩在给中华全国***协进会的信中反映卫辉的情况时说：“那里的教会从1938年以后，信徒人数日增，负责当局每日工作非常忙碌，所以今年在汲县执行会开会时，议决增加布道员四位，二位长期布道，二位短期布道，近正努力工作中。”***的这种发展速度引起了在豫北地区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的注意，1933年，他们也在安阳“创设圣心医院，聘有意、美籍专门女医士，注重妇女小儿等科”。1946年，他们又在新乡创设公教医院，设内、外、妇、儿等科，展开了与加拿大***传教士的竞争，这对卫生知识传播，尤其是卫生观念的变革具有重要影响。

三、传播与进化：近代豫北妇幼卫生观念的变革

文化传播学的维模(LATENCY)原理指出，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模式的时候，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为原有文化所吸收，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模式有破坏性时，维模功能就会起“守门人”的作用，拒绝外来文化的侵入。当西方先进的、文明的科学文化与中国落后的、愚昧的封建文化在豫北相遇时，西方文化因其科学性、有效性及实用性展示了它能量大、扩散强的特征，于是，文化的融合与进化便在这里产生了。

首先，西医开始在豫北地区传播。加拿大传教士借医传教到达豫北之后，豫北民众第一次接触到了西医。在疾病治疗，尤其是传染病救治中西医显示出来的功效，逐渐改变了人们的就医习惯，人们开始在中医与西医之间进行选择。尤其是，很多人生病后不再祷告神灵，而是认识到生病或由细菌引起，或因生理原因引发，须到医院医治。据中华***河南协会给总会的报告，1936年惠民医院统计病号共33557人，养病楼可容500余人，割症1948次。每一个被治愈的人都是西医及其疗效的传播媒介，前往惠民医院就诊的病人最远达200里。另外，20世纪30年代以后，当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西医时，豫北地区的私立西医院相继设立。据1935年上半年河南省各县医药概况统计，此时全省共有525家医院，而豫北地区就有159家，占30.3％的比例；全省有1159名西医，而豫北地区有328名，占28％；另有西药房39家。[2s3豫北的这些医院和西药房开办者绝大多数与教会医院有联系。因此，加拿大传教士应该被视为豫北地区西医的最早传播者。

其次，妇幼卫生工作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加拿大医学传教士的启发和国民政府的提倡，当地开设的西医医疗机构里，妇、孕、幼卫生工作开始受到普遍重视。如1921年汲县人徐义忱在新乡开办的同善医院，有专门的妇科医生，并开始使用西药“六O六”、“九一四”治疗妇科疾病，该院还参与社会预防保健工作，接种牛痘、宣传禁毒等。此为新乡接种牛痘之始。1933年，曾在恩赐医院任医师的王国宝在新乡创办国光医院，除设内、外科外，还同时设立了妇产科、儿科等诊室，能做剖腹产手术，能治疗子宫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国民政府在各县设立的公立医院也都设妇科、产科，且把推广“助产”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再次，传统接生法开始遭到质疑。教会医院推行的新法接生、开办的妇幼保健所以及进行的助产士培训，大大推进了民风固陋的豫北地区民众对新法接生的认识进程：生命的压力，新、旧接生法的区别，渐渐改变了他们的认识，到医院接受新法接生的孕产妇逐渐增多。1935年，卫辉惠民医院不得不专门增设一个产房，以减少手术室的压力。一些富有之家也开始用破伤风抗毒素，预防婴儿破伤风，减少婴儿死亡率。这是妇婴保健史上一项巨大改革与进展。与中国传统的接生方法相比，西医为保护母婴提供的新手段和新方法，更具有科学性和安全性。尽管在广大的豫北地区，助产士培养需一个过程(到1935年，豫北地区共有新式助产士22名)，接生婆一时难以将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再加上大多数民众因经济贫困，故接生仍多用旧法。但无论如何，加拿大传教士以科学的方法助娩与接生的行为，有力地保护了产妇的身心健康，用事实冲击了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制度，并使之逐渐被淘汰。

从这个意义上看，传教士应该被看做是在不发

达社会中传播西方观念和技术的主要推进者，它体现的不仅仅是医学的进步，以及女性生育条件和环境的改善，还包含了对女性的尊重。不过，由于传教士的终极目标在于中国人能否借此等服务而皈信福音，而不是真心帮助中国发展西医事业，西医只是他们用来打破豫北这块基督冻土的一种工具，再加上来华传教士力量薄弱，因此，他们并不能从根本改变豫北整个妇幼人群的卫生与健康状况。豫北妇幼儿童与全国妇幼一样，只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卫生部门和妇联共同努力，多次举办新生儿培训班，推广新法接生；各省、市、县、乡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所)；各级医院里都成立了妇产科，广泛开展计划免疫和妇保、儿保工作；各地以各行政单位为基础，改造旧接生婆，培训新式接生员，进行产前检查，产后访视，接种卡介苗等，积极开展妇幼卫生工作，才真正保障了妇幼儿的健康与安全。如新乡到1952年新法接生率达98.5％，婴儿死亡率降低到0.5％；1960年消灭了产褥热。

最后，女子社会地位有了某种程度的改观。加拿大长老会先后派到豫北的女传教士中，已婚者49人，未婚者52人，她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医生7人，护士18人，教育12人，文字7人，传教50人)，奔波于豫北各地，而这一时期又恰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民众观念变革的关键时期，女传教士所展现的西方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婚孕观念，既是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又是许多妇女仿效的榜样，破与立几乎同时进行，因此，这种异质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看法。例如，看护病人以前被认为是奴婢和仆人的任务，但1922年卫辉惠民医院护士专科学校建立后，一些教会家庭的女子进学校学习护理知识，并于毕业后从事医院护士工作；安阳、沁阳的教会医院也不断派送当地的女教徒(结过婚的妇女)来护士学校进修学习，并在护理人员紧张的情况下充当护士。据统计，到1937年豫北地区有正规女看护士29名(全省147名)。这种崭新的社会职业，对豫北女子精神面貌的改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这些转变从数量上讲只是少数，从速度上看仍是缓慢的、渐进的，但它毕竟意味着一个开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总之，加拿大传教士出于信仰的热忱，远赴异地他乡传教，把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作为接近传教地官方和社会各阶层的媒介，以接近当地人和进行传教，从绝大多数传教者自身的主观动机看，最终的社会变革应属种瓜得豆。但是，作为文明进步的受益者，我们在剔除其宗教阴影后，似乎不应该一概否认这一西学东渐的客观积极意义。另外，由于主观的不愿和客观的不能，加拿大传教士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豫北整个妇幼人群的卫生与健康状况，但他们最早在豫北地区传播西方医学，促进了当地妇幼卫生观念的变革，其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也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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