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仪式观”视角谈民生新闻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摘要】近几年民生新闻的发展呈现出滞缓的态势，并且受到学界、业界和受众等不同方面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指正。如何使民生新闻突破现有瓶颈，在报道理念和操作实践方面适应当前的社会变革和受众需求，是新闻学界和业界亟待思考和解决的课题。美国传播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者教授詹姆斯·凯瑞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与“传递观”的概念。本文从传播“仪式观”的框架来审视民生新闻的发展，探求民生新闻兴起的原因，尝试为民生新闻突破发展瓶颈找到新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民生新闻 仪式观 社会平民化 社会共同体

2002年元旦，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栏目开播，被认为是开启中国电视第三次改革的标志——电视民生新闻正式登上中国电视新闻的历史舞台。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地风起云涌的都市报、晚报创办热潮也是以民生新闻为突破口，从而打破了机关报垄断报界的局面。十余年来，无论是在纸质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民生新闻占尽风光，渐成各类媒体精心打造的“重头戏”，社会影响力与受众喜爱程度也不断增强。然而，近几年民生新闻的发展呈现出滞缓的态势，并且受到学界、业界和受众等不同方面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指摘。

笔者将当前民生新闻受到的批评与指摘归纳如下：（1）报道碎片化。无法将整个社会图景完整地呈现在受众面前；（2）报道易流于肤浅。在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的深度分析上力度不够；（3）过分追求离奇、偏差事件和人物。强调猎奇、耸动、煽情，有陷入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泥淖的危险；（4）同质化问题严重。尤其是同一地域的不同媒体在报道题材、角度、主题的选择上大同小异，不利于新闻的多元表达，无形中损害了受众的表达权、知情权等基本社会权利……

如何使民生新闻突破现有瓶颈，在报道理念和操作实践方面适应当前的社会变革和受众需求，是新闻学界和业界亟待思考和解决的课题。当前学界、业界侧重从新闻实践层面讨论民生新闻的发展问题，比如加强采访力度、创新写作手法、拓宽报道方式等。实践层面的创新与改革是必要的，而且往往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在笔者看来，结合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理论层面解答“民生新闻”何以能在中国大陆兴起，民生新闻在中国社会改革中的意义与价值等重要课题，对助推民生新闻早日突破发展瓶颈尤为重要。

美国传播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者教授詹姆斯·凯瑞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传播“仪式观”与“传递观”的概念。正如凯瑞指出的，传递观与仪式观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多沿用传递观的研究范式，几十年下来，这一研究范式已经“江郎才尽”。因此，笔者从传播“仪式观”的框架来审视民生新闻的发展，探求民生新闻兴起的原因，尝试为民生新闻突破发展瓶颈找到新的理论依据。

一、民生新闻产生的背景：新兴中产阶级的兴起

只有从理论层面厘清“民生新闻何以生，何以兴”这一根本性问题，才能正确看待民生新闻发展中遭遇的瓶颈并找到可行的破局之法，这一点学界和业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在为数不多的从理论层面在涉及民生新闻“何以生，何以兴”的的论著中，安徽大学姜红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新意和深度。早在2004年，姜红教授就在《新闻记者》上发表了《“新闻秀”——平民的还是大众的？》一文。在文章中，姜红教授讨论了“说新闻”、“讲新闻”、“秀新闻”等不断涌现出的新的报道形式，这些形式与《新闻联播》等传统新闻报道方式存在着显著的区别。“首先，报道对象往往无关国计民生等‘重大事件’，而是逸闻趣事、市井琐事；其次，报道风格常常以轻松、幽默、调侃的形式进行，甚至有‘媚俗’趋势；第三，对报道内容进行演绎、生发，甚至把某个新闻事件当成进一步演绎的引子，新闻本身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谈资’；第四，‘把新闻变成故事’或‘把新闻变成话题’淡化了新闻报道的第一功能——传递信息，强化了新闻报道的娱乐、消遣功能。”①通过文章对“新闻秀”报道题材、报道风格、报道技巧等方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姜红教授讨论的“新闻秀”与“民生新闻”有着极大的相关性、类似性，可以说，对“新闻秀”现象的研究属于“民生新闻”研究的范畴。

在姜红教授看来，“新闻秀”的出现源于社会平民化的发展。针对“新闻秀”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有学者认为是社会“平民化”的发展导致了“新闻报道在追求刺激性和煽情性上有抬头之势”。应当如何看待社会平民化潮流，将“新闻秀”或民生新闻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平民化是否恰当？美国传播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者教授詹姆斯·凯瑞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传播“仪式观”的概念为我们认识民生新闻的兴起，判断民生新闻未来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新的视域。

从“仪式观”的角度来看，新闻也好，大众传媒也好，它们的产生本身就是“社会平民化”的产物。“新闻是历史性的现实，它是一种由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发明的文化形式——主要是由18世纪的中产阶级发明。像所有被发明的文化形式一样，新闻形成并反映了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一处废弃史诗、英雄与传统，偏爱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鲜——即‘新闻’的愿望。这一‘渴求’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就根植于不断变化的风格和中产阶级的命运中。”②通过中外新闻史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封建贵族阶级的倾颓、新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兴起是近现代报业产生的一大社会背景。近现代以来的新兴阶级面对着复杂的外部世界，他们的经济、政治生活甚至包括日常生活都是跌宕起伏、不断变化的，所以他们需要了解“独特、原创、新奇和新鲜”的事物，而非“史诗、英雄和传统”的永恒事物。大众传媒正是通过满足甚至迎合新兴中产阶级的求新求变的需要而逐渐诞生、兴起的。今日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民生新闻不就以“独特、原创、新奇、新鲜”为特点吗？所以，民生新闻的兴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传递观”的角度来看，大众传媒的主要任务是传递重要的信息，扩散传播者的影响。所以，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才是大众传媒应当报道的。但是，从“仪式观”的角度来看，“新闻形成并反映了一种特有的‘对经验的渴望’”③。在提供“生活经验”的层面，民生新闻无疑大有可为。来自市井百姓的“独特、离奇、新鲜、原创”的“生活琐事”更能让社会成员产生一种“经验”上的认知。

二、民生新闻的报道方式：“深描”的阐释

传播“仪式观”强调新闻应该提供“生活经验”，但“生活经验”的提供不应是“白描”式的浅尝辄止，而是要求记者树立“同情之理解”的报道理念，用“深描”的方式来报道民生新闻。

何为“深描”的报道方式？“民生新闻的‘深描’并非仅指深度报道或舆论监督，而是指对连接受众共通的精神层面的集体记忆、集体感受、集体意识的发掘和整合。”④换句话说，民生新闻虽然展现的是“小人物”的“平凡事迹”，但如何反映出“小人物”的酸甜苦辣，闪现内在的人性光辉，发现普遍的社会情感，从而影响受众内心感受，非“深描”的报道方式不可。

“深描”的报道理念如何在新闻采写的实践中体现出来呢？这就要求记者一定要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关注最低层的信息。就民生新闻的采写而言，多数情况下记者的采写模式是这样的：一是道听途说地采访一些旁观者或知情人；二是找一些所谓的专家提供一些总体看法和分析数据；三是从公关人员或互联网上找一些冠冕堂皇的材料堆砌一下；四是告诉受众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没有揭示事件产生的动因，除了感觉新奇之外，受众体会不到新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以上的采写模式显然没有深入到事件的最低层，没有新闻人物切身经验、感受的体现，长期以来，一些新闻工作者似乎已经习惯了不深入底层也能写出报道，完成任务的工作方式。底层对很多记者来说是陌生的，甚至是凶险的。但正如《华尔街日报》资深头版撰稿人、《〈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作者威廉·E.布隆代尔所说的：“在有些事件中，理性的分析并不能让读者信服，记者需要深入挖掘事件中的情感动机和个人因素。”“他（记者）撰写的报道仅仅局限在那些高楼大厦内部，而与高楼大厦外面的芸芸众生毫无干系，这样的报道不仅冗长乏味、缺少人性，也会把事情越说越复杂，让读者越看越糊涂。”⑤只有当记者采用“深描”的报道理念，并深入事件的最底层，获得切身的经验、感觉，才有可能帮助民生新闻脱离低俗化的泥淖，继而实现大众传播的最高理想——通过传播建构一个共享经验、行为和信仰的“文化共同体”。

三、民生新闻的最高理想：建构“文化共同体”

在“仪式观”的框架里，传播的最高理想是“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而建构“文化共同体”的途径就是通过传播实现经验、行为与信仰的共享。“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⑥凯瑞的“仪式观”借鉴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集体良知”的概念。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道德秩序而不是理性的自我利益之上的……是什么创造出了基本的团结呢？涂尔干认为，不是一种理智上的一致，而是某种共享的情感。社会中的人们具有一种‘集体良知’：一种与他人同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感觉，为此他会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按照共同体的要求行事。我们共同分享各种是非观，而这是与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分不开的，不管这个群体是人类、国家还是家庭。”⑦

从“集体良知整合社会”的角度来看，民生新闻的报道目标不应停留着“喜新好奇”、“耸人听闻”上，而应成为联结某一群体、社区、城市的纽带和桥梁，建构某种“社会共同体”。“民生新闻所联结的共同体或社群，从社会结构来看，主要是城市中的‘市民共同体’；从地域来看，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的‘地区共同体’；从交往方式来看，是拥有共同生活方式的‘生活共同体’；从文化类型来看，是共享相近的价值观、态度和文化的‘心理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文化共同体’。”⑧

当前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阶段，各领域成绩斐然，但各类问题、矛盾也日益显现，尤其是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需要调和，这也是党和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初衷与现实依据。变革的中国，如何攻坚克难，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如何使不同阶层、群体中的人们形成某种共通的信仰和价值观，从而凝聚人心、整合社会？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媒介研究者与从业者应当深思熟虑的。

当下民生新闻的报道领域集中于各种独特、离奇、新鲜的事件和人物，这种事件和人物都是日常生活中做出“不普通事迹”的“普通人”，所以民生新闻既具有“独特、离奇、新鲜”等一般受众需要的“信息”，同时也具有一般受众可以分享的“经验”、“行为”与“信仰”。因此，在民生新闻的报道上，媒体可以将报道出发点或基石放在提供独特、离奇、新鲜的“信息”，但落脚点应当是让受众共享某种“经验、行为与信仰”。惟有如此，民生新闻才能真正冲破当前所遭遇的困境，摆脱煽情化、碎片化、低俗化的泥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一个“文化共同体”发挥应有的作用，继而实现詹姆斯·凯瑞所寄托的传播最高境界——“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⑨

参考文献

①姜红，《“新闻秀”——平民的还是大众的？》，《新闻记者》，2004（12）

②③⑥⑨詹姆斯·凯瑞 著，丁未 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④⑧姜红，《“仪式”、“共同体”与“生活方式”的建构——另一种观念框架中的民生新闻》，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3）

⑤威廉·E.布隆代尔 著，徐扬 译：《〈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⑦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李霞 译：《发现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08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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