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支持体系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构建

[摘 要] 虽然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常态，但是要保持“新常态”需要深入剖析全面从严治党背后的支持体系，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中梳理思想建党支持体系与制度治党支持体系。当前，在思想建党支持体系方面亟须进行思想建党的历史回顾，并且形成思想建党支持体系的现实构建；在制度治党支持体系方面亟须进行分析制度治党的历史逻辑，形成制度治党支持体系的现实构架。

[关键词] 思想建党支持体系；制度治党支持体系；历史维度；现实构建

[作者简介] 牛月永（1978—），男，山东菏泽人，青岛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党理论，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5-0049-06 [收稿日期] 2016-01-18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当前不仅要明白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搞清怎样全面从严治党。毋庸置疑，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执政行为需要系统思维，这种系统思维主要体现在从严治党的思想与行为两个层面。思想层面主要解决党员干部内在觉悟和行为方向的问题；行为层面主要解决党员干部外在保障和政策执行的问题。具体而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切实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规律，掌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支持体系，即内在的思想建党支持体系和外在的制度治党支持体系。

一、思想建党支持体系的历史回顾

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共产党人一贯的建党原则，无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导师，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都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的建设中具有的指导性作用，把思想建党作为党建内在精髓，任何时候都不动摇。

（一）从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导师的理论认知来看

马克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P9）。恩格斯在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时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2]（P118）列宁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3]（P203）无产阶级政党革命导师把思想建党作为政党行为的内核，指导政党行为的前进方向。

（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来看

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党建思想基础上，毛泽东同志确立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认为要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思想，比如，“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4]（P77）所以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为了加强思想建党，毛泽东同志采取多种措施：（1）1929年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强调用科学的马列主义武装党员头脑，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2）1935年在瓦窑堡会议上，党明确提出“应该使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确定从思想上建党方针。（3）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创刊号的发刊词中阐述思想建党的基本原理。（4）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思想基础。（5）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执政党思想建党理论初步形成。（6）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三反”运动，使思想建党理论在党执政条件下不断发展，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成功应对执政考验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三）从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进程来看

邓小平提出思想建党原则是保证党的领导地位和做好中国一切工作的根本与关键。邓小平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同时，拓展和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内容，将解放思想融入到党的思想路线中来。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理论建设的第二大成果，把思想建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要切实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思想，通过开展“三讲”教育实践活动，进行“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同时随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深化了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认识，推进思想建党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胡锦涛同志继承发展思想建党原则，丰富中国特色党的思想建设体系，思想建党的理论和实践走向了新的起点。既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党的廉政建设，又进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5]（P16）。以***为***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思想建党方面采取诸多举措，比如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小切口”开创“大格局”为理念践行“三严三实”；以“标本兼治”和“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为理念进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廉政建设。

二、思想建党支持体系的现实构建

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内在精髓，思想建党是一个包含理想、理论、党性等诸多要素联动的体系。诸多要素之间具有如下逻辑关系：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然而要实现这一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同时还需要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党性和高尚的道德，保障中国共产党不偏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因此，思想建党支持体系的现实构建需要突出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党性教育等要素建设。

（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思想建党的重要要素，思想建党主要体现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决定思想建党的高度，倘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坚定，抑或丧失，那么思想建党便形同虚设、毫无意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树立和坚持明确的理想信念。如果没有或丧失理想信念，就会迷失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就会像一盘散沙而形不成凝聚力，就会失去精神支柱而自我瓦解。”[6]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仅仅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让共产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书写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彰显思想建党的前进方向，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航向。在思想建党中如何理解共产主义理想？理想不等同于现实，共产主义理想作为未来社会的进步状况，不是共产主义的具体社会模式，而是人们所生活的“自由王国”。但是，理想能够照进现实，所以我们要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

（二）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倘若理论的基本属性在于其具有的指导性和方向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性，及其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向性。客观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是实现思想建党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思想建党的程度。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越高，思想建党的程度就越高。思想建党就是要打牢党员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让党员领导干部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把握内在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与问题，切实把握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创造性和预判性。增强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亟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增强政党理论研究的可容性、可靠性和可控性。

（三）加强党性教育

加强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色，是思想建党的核心所在，由我国政党制度决定。毋庸讳言，加强党性教育才能充分保障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长期性与唯一性。就本质而言，加强党性教育，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党员干部的发展意识和廉政意识；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党组织的服务性与实效性，提高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与执行意识。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生命长青的法宝，加强党性教育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培养服务型党组织，增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正落地生根。二是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做事干净、敢于担当的自觉性。三是培养道德情操，增强党员干部的自身魅力与吸引力。加强党性教育有诸多方式方法，但是根本对策在于培育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树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意识，让党员干部切实感受到“权为民所赋”的真谛，为此党员干部才能真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深入基层，拜群众为师，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实现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的统一。

三、制度治党支持体系的历史逻辑

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诠释，着力表现为制度的工具性，即用制度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的选择，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不同时期，展现出制度治党由萌芽到创立，再到成熟的历史逻辑。

（一）在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开创制度治党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显著的标志是作为党内最大制度的《党章》诞生在党的二大。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的制度规范，也是在革命建设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萌芽展现。具体而言，毛泽东同志的制度治党作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确立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制度治党的基础。1927年党的五大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正式指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7]（P70）毛泽东在1937年回答英国记者贝特兰提问时进一步诠释民主集中制，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8]（P383）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基础，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我们的集中，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9]第二，重视制定党内法规制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吸取大革命时期党对军事重视不够的教训，在三湾改编时确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明确党支部建在连上的规定。同时古田会议制定了党的组织制度、党内教育制度和红军宣传训练制度。另一方面，1939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制度。为落实此项制度，建立定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的制度、党课制度、检查组织纪律制度、组织生活制度等诸多党内法规。1941年下发《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建立了调查研究制度。同时在延安整风中探索出在职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为以后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健全党委制度。从党的历史来看，早在1921年党的一大就决定各级组织都采取委员制，也就是党委制。后来，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0]（P1340）“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10]（P1340-1341）这些思想为现行党委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利于完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推动制度治党的创立

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提出制度治党的问题，他认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以便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1]（P215）从党的建设的全局出发，更加突出制度治党的精神，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同发展中凸显制度治党的功能与作用，推进制度治党的创立。第一，健全党内法规制度。在邓小平同志的指导下出台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其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出现最早的二级党内法规。第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要求着力推进组织人事制度改革，强调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同时强调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1982年2月，在邓小平同志倡议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老干部退休制度的规定》，将制度治党推进到新阶段。第三，健全党的监督制度。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党委会”的概念。为了实现这种党内监督，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不难理解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种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即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人民来信来访制度和公开办事制度等。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完善制度治党的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的党中央把制度治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制度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依靠，遵循制度治党基本规律，从完善制度治党体系的高度，全面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第一，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密切结合。制度治党需要系统思维，亟须协同推进。简言之，制度治党需要思想建党的密切配合。对此，2014年10月8日，***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实践证明，两者密切结合既是遵循全面从严治党基本规律的体现，也是制度治党科学化的根本要求。为了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密切结合，2015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既树立了思想道德建党的高线，也划出了制度治党的底线，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密切结合提升到新高度。第二，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纪律是根本。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党的纪律是党的生命。没有严明的纪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不可能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格局，凸显政治纪律的凝聚功能，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提供良性政治生态。对此，***同志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严明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要求，充分发挥制度的热炉效应，切实保障全党的团结统一；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有多少就处理多少”，“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第三，强化党内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是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的基本要素，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时，从制度体系的视角强化党内监督建设，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一方面强化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能，另一方面，着手修订《巡视工作条例》，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加强领导干部监督和管理，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同时******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强调强化党内监督注重四个层面：一是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巡视监督，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三是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让其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四是抓住“关键少数”，**一把手监督难题。第四，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是制度体系中的根本要素，是检验制度建设成效的标志。******十分重视制度执行问题，比如，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增强制度执行力作为一种现象让人关注，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这一个问题。对此，******做了进一步回答，他强调：“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12]

四、制度治党支持体系的现实构建

制度治党是执政党用制度手段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有效运行的行为。“权力的行使，如果要比乱施刑罚好的话，就必须受法律和习惯的制约，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而且必须托付给那些为了人民利益而受到严密监督的人。”[13]（P85）在这里制约与监督体现的就是制度的功能。当前虽然制度从不同层面可以分类若干，比如从层次上可以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从属性上可以分为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从形态上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但是在制度治党中这些传统的分类难以推进制度有效运行，所以亟须从制度体系层面分类，剖析制度治党运行中制度建设的要素。总体而言，包含党内选举制度、党内决策制度与党内监督制度等要素。

（一）完善党内选举制度

党内选举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出发点，是制度治党的根本点，因为党内选举解决“人”的问题，能够增强制度认同性，获得执政公信力，提升制度执行力。现行《党章》对党内选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同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差额提名、差额选举，形成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程序和环境。”[14]（P52）这不仅明确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而且提出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途径，即规范差额选举制度，保障党内选举制度落地生根。在民主政治视域下，党内选举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这种选举制度具有的竞争性，并且这种竞争性通过差额制度来实现。为此，要不断逐步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并且使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党内选举制度，一方面要保障把“好人”选上去，还要保障把“恶人”选下来，保障人员的流动性和岗位具有生命力。为此，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还要完善党内罢免制度。正如列宁所言：“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15]（P102）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还需要打通由基层通向上层的探索之路，推进基层党内选举制度建设，探索推进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制度。

（二）完善党内决策制度

党内决策制度是党内民主制度的核心点，是制度治党科学化的根本点，因为党内决策解决“事”的问题，指引政党发展方向，提高执政实效性。从系统理论分析，在民主政治视域下，党内决策制度作为体系，包含诸多要素，并且这些要素密切相连。深入分析，党内决策制度包含征求意见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听证咨询制度和党员提案制度等要素（环节），同时这些要素（环节）有一个先后顺序，以征求意见制度为出发点，依次是情况反映制度、听证咨询制度和党员提案制度。在征求意见环节，首先要明白征求意见内容，其次实行预告制的意见征求，再次拓宽征求意见的对象。在情况反映的环节，既要坚持逐级反映的一般原则，又要加强党员群众的责任意识，还要提高党员自身的民主意识。在听证咨询环节，首先明确听证咨询制度界限，其次推进程序公开，再次完善听证咨询制度评价体系。在上述环节基础上，加强党员提案制度建设，为科学决策提供必要条件。

（三）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监督制度是制度执行的重要保障，是制度治党的关键环节。在制度有效运行中监督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监督契合在选举制度与决策制度中，二是监督平行于选举制度与决策制度外。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搞好党内监督制度需要从三个方面处理好这两种情况。第一，完善党内选举的监督制度。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环节需要群众的参与，并且在参与中监督选举的运行，以利于组织意图与群众意志的统一。完善党内选举的监督制度需要在健全党内选举公示与质询制度、健全党内选举专门的监督工作机构、健全党内选举监督保障制度和健全党内选举罢免制度等方面下功夫。第二，完善党内决策的监督制度。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实现党内决策制度科学化需要党内监督制度的配套。同时，意图与结果存在一定差距，正如阿尔蒙德认为“在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16]（P297）一样，所以实现决策制度有效执行需要监督制度的保障。为此，完善党内决策的监督制度需要在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等制度方面下功夫。第三，完善制度治党有效运行的监督制度。从要素有效运行视角来看，这个监督制度是在党内选举制度与党内决策制度之后的党内监督制度，并且与党内选举制度与党内决策制度并行存在，主要表现为党务公开制度。为此，既要合理配置党务公开制度的运行环节，实现公开内容、公开时间、公开范围、公开形式和公开程序有机统一；又要健全党务公开制度合理有效运行的配套体系，实现党务公开的领导制度、责任制度、考评制度和反馈制度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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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and Reality Construction about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Support System

NIU Yue-yong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Construction， Party School of Qingdao of C.P.C，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 Although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is the new normal， to keep the new normal requires in-depth analysis for the support system. Currently，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upport system， we need historical review of party ideology and form reality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upport system.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upport system， we need analyze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form reality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upport system.

Key Words ：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support system ；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support system ； historical dimension ； reality construction

[责编校对：赵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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