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3篇

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3篇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以上海为例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种从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趋势。有学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以上海为例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一种从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趋势。有学者认为，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网络、伙伴关系和联合服务的时代”（Concidine 2002：21）。也有学者认为，治理意味着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仅仅依赖政府发号施令或使用权力（Stoker 1998：18）。作为治理概念的核心是“联合”治理（Joined-up Governance），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联合，也意味着政府不同层面的联合。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我们需要将联合治理或共治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在共治的框架下，政府不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政府也不是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共治是由多方参与并通过参与多方结成伙伴关系相互协商、合作的结果。从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现实来看，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管理，都会努力寻求国家有效治理的社会基础，国家权力并不试图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相反，容许社会自治因素的存在和发展，并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比较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的社会治理并不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合理范围内国家权力的运作和社会自治的有效展开以及两者的合作、互动、互补来实现的。

　现代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自主自治网络体系的建立以及政府作用范围和方式的重新界定等。在治理基础上提出的“善治”是一种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显然，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促进公民的广泛参与。

　一

　社会组织的结构变化

　截至 2014 年 6 月底，上海注册社会组织共有 11924 家，其中社会团体 3853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简称“民非”）7905 家，基金会 166 家。相比 2013 年底，全市净增社会组织 317家，增长率为 2.7%，其中社团为 1.7%，民非为 3.1%，基金会为 9.2%。可以看出，基金会的增长速度最快，民非其次，社团最后。这既有其原来的基数比较低的原因，如基金会，也有社会和社区需求旺盛、公民的公益意识提升以及政府对社会组织支持力度的持续加大的原因，如民非中公益组织的增长速度明显要快于社团组织。

　据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发布的《2013 上海社会组织年度发展报告》，截至 2013 年底，全市注册社会组织共有 11607 家，其中社会团体 3789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7666 家，基金会152 家。全市另有备案的社区群众活动团队约 2.28 万个。

　（一）社会组织构成

　全市注册社会组织的构成中，民办非企业单位数量最多，约占 66.0%；社会团体次之，占32.6%；基金会数量最少，仅占 1.3%（见图 1）。

　 图 1 2013 年上海社会组织分类

　在全市社会团体中，专业性社团最多，约占 47.0%；联合性社团次之，约占 26.0%；学术性社团又次之，约占 20.3%；行业性社团最少，约占 6.7%（见图 2）。

　 图 2 2013 年上海社会团体分类

　在全市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教育类最多，约占 37%，民政类次之，约占 23.2%，其他各类所占比例为 0.5%～15.6%不等（见图 3）。

　 图 3 2013 年上海民办非企业单位分类

　在全市基金会中，公募基金会有 51 家，占 33.6%；非公募基金会有 101 家，占 66.4%（见图4）。这与近年来民间力量的不断壮大、社会资源的增长以及本市积极发展非公募基金会的政策有着很大关联。

　 图 4 2013 年上海基金会分类

　（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构成变化

　2013 年，上海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共有 9500 家，其中社团 3431 家，民非 5921 家，基金会148 家，共有从业人员 20.03 万人，较 2012 年同比增长 10.3%，2007～2013 年年均增长速度为 8.0%，占上海全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的 1.8%（据上海统计年鉴，2013 年全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总量为 1115.5 万人）。其中专职人员 14.31 万人，占 71.4%；兼职人员 5.72 万人，占 28.6%。社会组织专兼职人员中，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约 11.00 万人，占 54.9%；离退休返聘人员 3.3 万人，占 16.5%；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 2.64 万人，占 13.2%；其他单位兼职人员 2.54 万人，占 12.7%；国家机关在职人员 0.55 万人，占 2.7%。

　与 2007 年底相比，当时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为 12.5 万人，其中专职人员为 4.4 万人，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35.2%；兼职人员为 8.1 万人，占 64.8%。这说明经过 6 年的发展，上海市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职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从以兼职人员为主转变为以专职人员为主。换句话说，许多年轻人进入公益行业和社会组织领域，以及政府对机关工作人员在社会组织中兼

　职的限制，逐渐改变了社会组织的职业结构，这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基本的人力资源基础。

　从年龄结构来看，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35 岁及以下的占 34.9%；36～50 岁的为占 32.5%；51～60 岁的占 21.7%；60 岁以上的占 11.1%。可以看到，50 岁以下的约占整个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 2/3，中青年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力。

　从学历结构来看，2013 年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约 6.85 万人，占34.2%；大学本科及专科学历的约 11.61 万人，占 58.0%；硕士及以上学历的 1.34 万人，占6.7%；留学（半年以上）归国人员 0.22 万人，占 1.1%（见表 1）。三类社会组织中，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学历层次最高，社会团体次之，民办非企业单位又次之。

　与 2002 年“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之研究”[1] 的抽样数据相比较，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学历构成有了较大变化，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从 43.1%下降为34.2%；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则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从 2.0%增加到 6.7%（见表 1）。

　 表 1 上海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学历结构比较

　（三）社会组织财务状况有所改观

　截至 2013 年底，全市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净资产合计为 312.59 亿元，同比增长了 21.0%；总收入为 314.40 亿元，同比增长了 9.1%；总支出为 272.10 亿元，同比增长 12.1%。2008～2013 年社会组织净资产平均增长速度为 14.6%，其中基金会 2013 年比 2008 年增长了105.1%，高于社会团体的 74.9%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 81.4%。从每家社会组织的净资产均值来看，2013 年底为 329.04 万元，2007 年为 186.73 万元，增长了 76.2%。可以看出，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能力的逐渐增强，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加大，社会组织的财务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对于那些能力比较强的社会组织来说，它们也有了更多的获取各方面资源的机会。

　截至 2013 年底，上海户籍人口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达 8.1 家，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倍多。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中持有“社会工作者”资格证书的有 4919 人，占 2.5%；持有从事相应专业资格证书的有 7.74 万人。社会工作服务从民政领域拓展到了司法、人口计生、教育、信

　访、医疗卫生、民族宗教等领域。

　二

　社会组织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上海全球城市特点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成为上海着力追求的目标。

　进入 21 世纪，上海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城乡布局、人口总量与结构均已发生重大变化，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要求政府实现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逐步让一部分职能回归市场与社会，让市场、社会承担起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律互律的责任。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社会组织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以及多元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下述因素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需求：①社会服务业的兴起促进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随着住房、医疗、养老等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及企事业单位职能的逐步转移，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社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和多样化的作用，居民对社区和社会服务业的需求日趋增加，促使更多的社会力量不断介入社会服务业，有不少社会组织将按非营利性机构的形式建立、运行和管理，从而促进了社会组织，尤其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蓬勃发展。②人口老龄化需要社会组织开展各种为老服务活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卓有成效的实施，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已进入老龄社会。[2] 老龄人口的增多，要求社会兴办更多的为老服务机构和项目，开展更加丰富多彩且具有针对性的为老服务活动，这给各种民办为老服务机构带来了大量社会需求及发展的机遇和空间。③新媒体的出现拓展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并增强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组织纷纷上网，这大大改变了社会组织的活动形式和影响力。

　概括而言，近年来，上海社会组织的发展呈现如下一些特征。

　（一）近年来社会组织出现了各种新的组织形态

　1. 支持性组织

　例如，上海浦东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又称恩派）是一个公益支持性机构，在中国公益界首创了“公益孵化器”概念，给予初创期的公益机构能力建设、场地设备、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并积极推进跨界合作，与企业、基金会、政府等合作开展“公益创投”和“公益大赛”项目；最先托管上海最大的社区服务中心（浦东三林镇市民中心）项目，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社区服务平台的示范窗口。“公益孵化器”模式在上海浦

　西、北京、成都、深圳等地获得成功复制，可谓近年来公益领域社会创新的先锋。

　2. 以专业社工为主体的社会服务机构

　例如，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以专业社工为主体的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其服务内容包括学校社工服务、医务社工服务、青少年外展社工服务、老年社工服务及社区发展服务等，另外还为社会工作人员、社会服务从业人员提供各种培训。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针对社区**和刑释解教人员、药物滥用人员以及社区青少年，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开展帮教服务。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主要承接从居委会剥离的社区社会工作，提供社区青少年辅导服务、社区儿童托管服务、社区工作者培训和辅导服务、家庭支援服务、高危弱势群体社区援助服务等。青之翼社工服务中心：承接和举办与社工学生相关的培训、咨询、人才服务、评估研究、交流研讨等工作；针对服务群体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为非营利组织开展信息化建设相关服务。采用专业的社工理念和方法为社会弱势群体和青少年等提供公益性、专业化的公益团体和非营利机构还有“酷爱公益社”等。

　3. 专业化的社区服务机构

　例如，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以承接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为主的社会企业型社会组织，至今已有多个街道把原先属于政府管理的服务中心或文化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华爱社区服务管理中心托管，包括罗山市民会馆、潍坊社区科普中心、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打浦桥家庭儿童指导中心、卢湾区青少年科技探索馆、广场社区老年之家、淮海中路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广场社区公益性劳动组织服务总社等。静安区洪智中心：通过与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联合的方式来有效地解决安置帮教、化解矛盾、小区治理等社会治理事务，并承接了静安区 5 个街道的小区管理项目。上海屋里厢社区服务中心：以社区居民需求为本，运用专业社工方法，通过引入或合作开展满足社区不同居民需求的社区服务项目，达成社区凝聚。从 2008 年成立至今，已先后托管了浦东新区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杨浦区延吉街道睦邻中心、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残疾人服务中心及慈善超市、延吉社区社会服务中心、闵行区莘庄康城生活服务中心、黄浦区外滩社区阳光之家、外滩街道社区生活服务中心等 10 个公共服务项目。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专业开展社区健康促进项目的非营利机构。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已先后承接了古美街道、延吉新村街道、南码头街道、塘桥街道、三林镇、东明街道、周家渡街道、小东门街道、外滩街道等 9 个街道（镇）的社区健康服务项目。

　4. 社会企业 —— 具有社会、经济双重目标的公益组织

　社会企业起源于欧美（包括南北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目前已扩展到亚洲和东欧国家以及中

　国港台地区。在中国，社会企业还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还未成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例如：上海欣耕工坊以贸易所得来开展助学和扶贫。浦东新区优爱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是从事全方位助残公益服务的社会公益组织，致力于为残疾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生存环境，倡导一种建立在尊重与理解基础上的助残文化，通过互动与体验式活动修正公众由于缺乏了解而对残疾人产生的印象偏差。小笼包聋人协力事务所，致力于用“聋健”专业设计团队的实力打造“小笼包”的品牌；通过“1+1 出笼”实训项目，为聋人青年创造企业实训和就业平台；办好“毕业季”聋人学生设计作品展，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吸引企业的关注。

　5. 社区志愿者团体

　例如：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是由柏万青等一批热心志愿服务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通过不断开拓创新和富有创意的策划，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志愿服务活动，创出了一个声名远扬的社区志愿服务品牌；上海绿丝带志愿者中心是致力于开展来沪人员子女的心灵健康成长项目的公益机构。

　6. 以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为主的社会服务机构

　例如，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中国大陆首家专业从事禁毒社会工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运用“助人自助”的理念和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为药物滥用人员提供以社区康复为主的综合社...

篇二：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36 卷第 1 期Vol.36 No.1长春师范大学学报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2017 年 1 月Jan.2017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市松江区为例郭 玮(中共松江区委党校 教研室，上海 松江 201620)［摘 要］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重心也在基层。新形势下，把尊重在职党员主体地位的理念化为具体制度、机制及行为规范，形成党建支持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共同发挥作用的共建格局，才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与治理实效，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关键词］区域化党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 －7602(2017)01 －0033 －04随着政治社会化、社会多元化及党员结构的变迁，以单位制党建为依托的封闭式、垂直型党建模式逐渐暴露出时代局限性。在此背景下，区域化党建作为单位制党建模式的延伸与拓展，日渐成为社区党建谋求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社区党建的重点是把社区所在地的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组织和社会团体组织有效组织起来，整合社区各类资源，发挥各自功能，改善社区环境，解决社区的共同需求，从而实现社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区域化党建契合对城市社区善治结构的需求，以区域化党建为抓手和载体，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对整合区域党建资源、优化基层党建格局及推动区域单位共驻共建共享共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区域化党建指“在一定区域内，党组织对行政、居民区以及驻区各类组织实行政治、组织、文化等全面引导和整合，推进社区党建工作由‘垂直管理’向‘区域整合’转变，由‘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转变。”［1］ 把区域内不同隶属关系的党组织和党员凝聚起来，共同推进社区建设，参与社区治理，是上海市松江区区域化党建面临的重要课题。(一)深化“双报到”制度，监督制约在职党员第一，建立健全定期和不定期联系沟通机制。在职党员进社区，应本着组织安排与自愿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以志愿服务形式参与社区建设，发挥先进性。组织关系不在现居住地的在职党员、离退休党员和流动党员，应持《党员联系报到单》主动到现居住地居民区党组织亮明党员身份，按居住地党组织的要求，提供联系方式，实现联系沟通的长效性。第二，建立健全报到回执制度。方松社区党工委以“三给”工作法激活在职党员服务群众的动力机制，并对在职党员形成监督。“给位子”主要确保驻区单位和在职党员有用武之地，重点吸收规模较大的驻区单位党组织加入，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中，驻区单位代表比例不低于代表总数的一半;“给任务”主要调动驻区单位和在职党员的积极性，社区党工委以共同政治目标、社区利益与实际需求为基础，主动与驻区单位党组织联系，听取意见;“给荣誉”主要激励驻区单位和在职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利用“互联网 + ”、微信、微平台等新媒体，对先进集体和个人事迹进行宣传报道，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前行力量。［收稿日期］2016 －10 －02［基金项目］上海市松江区软课题项目“区域化党建中党员主体作用发挥机制研究”(16SJＲKT24)。［作者简介］郭玮(1983 － )，男，讲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层党建理论研究。· 3 3 ·

　(二)不断深化运行机制，提升社会治理能级第一，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建立联合会议制度，一事一议，提升社会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打造在职党员“六带头六不要”机制，即带头参加一次夜间巡逻、带头提供一次专长服务、带头参与一次清洁家园劳动、带头参加一次献爱心捐款活动、带头为和谐小区建设献一计、带头结对一户家庭，不违章搭建、不乱停车辆、不毁绿种菜、不放任宠物、不饲养家禽、不违规租赁。“六带头六不要”机制成为在职党员的“硬约束”，促进党员志愿服务的常态化。第二，深化党建项目化管理。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围绕基层党建的重难点，精心打磨接地气的党建项目，推动党建责任制有效落实。建立“三联”工作法，以居民自治、社区共治和联合整治为特征，融合百姓力量，**阻碍发展的顽瘴痼疾，激活在职党员服务群众的内生动力，打通在职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三)凝聚多方智慧，**社会治理难题第一，发挥决策议事平台功能。推行居民区党组织主导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和政务评议会制度，通过议事协商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急难愁问题。在居民区设立区域性议事会，扩大参与主体，纳入驻区单位，与居民共同商议区域内的重大问题。第二，丰富服务群众载体。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补短板、破瓶颈，结合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走访村居等方法，逐渐完善驻区单位党组织、党员经常性主动走访区域内党员群众制度。在居民区推行“大党委制”，倡导社区民警、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各方党员代表，通过程序兼任居民区党组织成员，提高居民区党组织整合、统筹、协调区域党建资源的水平，合力解决社区建设的管理难题。第三，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力量。社会组织具有第三方属性，其成立的宗旨和目标决定了它更加关注和维护公共利益，可以不以私利为出发点维护公众的合法利益。［2］二、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制约瓶颈及原因“社区发展是社会化发育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化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3］ 社区内各类组织形态的成长和发育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经过探索与实践，虽然形成了党员知情制度、通报制度和教育管理制度等，但各项体制机制仍不完善，有的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有的只是原则性口号，既无实质性内容，又无具体操作程序，难以有效执行。(一)“1 +3”领导体制功能有待深入挖掘和充分发挥第一，“1 +3”领导体制功能发挥不明显。“1”是社区党工委，“3”是在社区党工委的领导下，建立行政党组、社区综合党委和居民区党委的整体框架结构。驻区单位成百上千，社区党工委吸纳 3 名左右的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进入党工委班子，代表性不够。在实际运行中，社区党工委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干部任免、发展党员等社区工作，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不熟悉社区工作，但仍须参加会议，这会影响干部人事工作的保密性。第二，行政党组的硬性约束力较弱。被吸纳进党工委班子的大多是垂直管理的职能场所，以体制内单位为主，“一组两委”中行政党组基本变成街道办事处与垂直管理的职能场所间比较松散的平台。有的居民区党委几乎全部由兼职人员组成，尚未进行实体化运作。“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对制度和政策的执行力不强，必然导致部分制度和政策成为摆设。(二)条块行政关系亟需进一步理顺第一，居委会行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职能亟需理顺。“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对各项工作只有招架之力。在一定程度上，繁重的行政事务将影响党建的有效开展，削弱党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区域内党组织与社区党工委缺少经常性联系，社区党工委下属的党组织与其他党组织之间的联系沟通不多，合作开展的党建活动缺少特色，服务党员、服务群众的方式比较单一。第二，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功能亟需充分发挥。每年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讨社区建设及社区党建的· 4 3 ·

　重大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虽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没有刚性约束力，更多表现为一种松散的临时组织，只是协商和联谊，缺乏制度性规定，稳定性不足，导致联席会议功能和作用的真正发挥取决于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的能力、水平和驻地单位负责人的态度、素质。(三)社区党组织的科学定位有待进一步明确第一，社区党建的科学定位不明确。一是对社区党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存在重经济建设、轻党的建设倾向。二是就党建开展党建，存在简单的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完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区单位党建联建共建的作用发挥不明显，部分共建单位和在职党员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第二，社区党组织区域政治核心功能不明确。社区党建的两大重点任务，一是健全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和活动方式;二是巩固发展党的群众基础，密切党群关系，核心和关键在于党通过健全完善的组织体系和社区的有效活动，构建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实现对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四)社区共商共治合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一，志愿者素质需要提高。直接参与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多数是阿姨，虽具有参与社区服务的热情和积极性，经验丰富，但年龄较大、文化程度偏低，工作质量和效果距离预期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新形势下的社区建设迫切需要在职党员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第二，在职党员参与社区的意识较弱。虽建立了“双报到”制度，但实际报到率和参与率都不高。调研显示，松江区在职党员报到人数占在职党员总数的 52%左右，参与社区活动的在职党员人数占报到党员人数的49%左右。未报到的在职党员中，有的党性意识不强，有的认为活动价值不大，有的认为活动不能发挥党员的实际特长。只有让在职党员积极投身社区大舞台，社区功能才能真正凸显放大。三、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以区域化党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基层党建需要持之以恒努力的实践目标。新形势下，把尊重在职党员主体地位的理念化为具体制度、机制及行为规范，形成党建支持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共同发挥作用的共建格局，才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与治理实效，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一)坚持实践导向，理顺“1 +3”领导体制社区党工委既是区委的派出机构，也是社区的领导核心，理应成为“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主导力量，担负起指导、组织、协调社区各项任务的政治责任。行政党组、社区综合党委和居民区党委在社区党工委的领导下，分为不同条线，负责指导和协调社区内的行政组织、居民区和企事业单位，整合各类资源，形成社区建设发展和社会治理创新的合力。第一，将社区党工委委员分为专职委员和兼职委员两类。专职委员由社区内部人员组成，兼职委员由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组成，适当增加兼职委员人数，增强广泛性和代表性。第二，创新党工委会议召开的形式。涉及干部任免等社区内部事务的党工委会议，召集专职委员开会;涉及社区经济社会发展议题的党工委会议，则由兼职委员和专职委员共同参加。增强行政党组对其成员的约束力，垂直管理的职能场所的年终考核、评先评优及负责人提拔任用等事宜，均须听取行政党组的意见，以促进垂直管理的职能场所更好地服务社区。第三，以实践活动为纽带，培养党员的主体意识。“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4］ 党员主体作用的发挥首先依赖于主体意识的培育和确立，依赖于党组织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所提供的政治参与途径及宽松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二)优化党员教育管理，完善民主运行机制党内民主运行机制是党员主体地位得以落实的基本保障。第一，优化党员教育管理。加强党员志愿者队伍建设，把志愿服务作为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以专业化团队建设为方向，深化党员志愿服务力度。面对· 5 3 ·

　区域内构成较为复杂的党员系统，实施党员分类管理，实现党员管理向全体党员拓展。对属地企事业单位党员，通过党建联席会开展教育培训。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靠网格党组织力量，可采取定期、不定期上门及灵活安排活动等方式，建立党员学习、实践、活动积分手册，确保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健全的党组织生活。第二，完善党员知情机制。享有知情权是党员行使权利的基础环节，落实知情权使党员主体地位的实现有制度机制保障。健全党内沟通机制，既要通过召开会议、印发文件、简报等传统方式进行，更要利用微信、微博、网络教育等载体加以实现。第三，完善党员参与机制。规范党支部议事规则，健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决策票决制，建立党员议事月制度，让不同意见平等讨论，形成畅所欲言、切磋探讨的民主氛围。(三)健全激励保障机制，促进党员主体意识保障机制是发挥党员主体地位的中心环节。第一，健全创先争优机制。这是推动激励机制高效运转的助动力。把创先争优活动与党员教育相结合，建立定期思想分析制度，及时分析党员的思想状况、成长需求;把理想信念教育与生活实际相结合，引发思想认同和心灵共鸣。开展党员爱心日、党员承诺、党员志愿者等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活动，在实践中激发党员爱党热情。第二，完善关怀帮扶机制。把党内关怀与党员教育相结合，建立长效沟通机制。通过设立领导干部接待日、党员意见箱、党员网络建议平台、心理辅导室等方式，注重党内关怀和心理疏导，及时解除思想困惑、精神痛苦和心理障碍，培育党员理性平和、自尊自信、阳光向上的社会心态。第三，健全党员主体监督机制。在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开辟有利于党员监督的直通车，建立党员意见、批评、检举、控告、质疑、评议等顺畅上达和及时处理机制。把党建情况作为党组织参评的重要标准和依据，党建成效不突出和参与社区党建不积极的党组织不能参加评选。完善领导班子成员考核任免细则，年终、届中和换届选举期间，均须听取单位党组织的意见。［参考文献］［1］梁妍慧． 区域化党建是党的建设的新课题［J］． 理论学刊，2010(10):21．［2］孟维娜． 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及实现路径［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3):26．［3］邓伟志． 我的社会观［M］． 北京:人民出版杜，2003:219．［4］戴维·布莱克维尔． 政治学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45．· 6 3 ·

篇三：上海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通过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深化民主自治建设，扩展社会参与渠道等方式，不断完善“行政、共治、自治”三元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形成了“和谐、互补、高效”的新型社会治理合作关系，加快推动单一行政型的社会管理向多元参与型的社会治理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嘉定新城（马陆镇）于2011年8月调整成立，总面积62.51平方公里。全镇共有12个村，28个居委会（其中12个居委筹建组），常住人口1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5万人，外来人口13万人。截至2016年8月，新城核心区域共新开发商品房2.53万户，实有住户15812户，入住率62.47%。此外，核心区还有新建住宅项目约20个，预计全部建设完成将形成35个社区居委会。针对管理区域大、管理难度大等实际情况，嘉定新城（马陆镇）于2013年11月，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核心区内推行“镇管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合理的区域划分，在政府与村居间搭建了社区中间层，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下沉至社区，每年通过财政全额向每个社区投入社会管理经费约1000万元，同时为各社区配备专职管理人员13-17人，至少创新自治共治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上海嘉定马陆镇的实践与思考● 张敬芬[摘

　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1-0044-03上海市嘉定新城（马陆镇）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通过搭建社区共治平台，深化民主自治建设，扩展社会参与渠道等方式，不断完善“行政、共治、自治”三元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形成了“和谐、互补、高效”的新型社会治理合作关系，加快推动单一行政型的社会管理向多元参与型的社会治理转变，有效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镇管社区；自治共治；基层治理一、镇管社区模式改革及基层治理难题60人左右的联勤、协管队伍，直接管理3-4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各类事务。通过近3年的实践操作和配套机制的完善，镇管社区在整个辖区范围内，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管理网络，有效地解决了管理覆盖不到位、服务效率低等问题，全镇社会秩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随着嘉定新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单一社区向多元社区转变，新建社区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居民等为主体构成的纵横交错的互动网络。在镇管社区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居委会的社会管理无法涵盖和包容日趋分化的多元服务需求和利益矛盾，面临许多新问题。一是社会管理日常运行负荷增大。镇管社区改革通过社区中间层的增加，基本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全覆盖。但由于新城处于“建管”并举阶段，人口流动规模大，各类在建工地多，“群租”“居改非”等容易反弹的社区治理顽疾仍频现，单靠政府下沉的行政力量，无法做到日常监管和处理问题及时有效。二是社会服务个性化精细化不足。虽然各社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满足了辖区居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求，但由于管理人员数量少、专业受限等原因，在满足辖区居民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方面仍显露短板。三是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程度不高。从整体情况看，新城地区拥有丰富的社会综合资源，但由于新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11月号44DOI:10.14019/j.cnki.cn31-1856/k.2017.11.014

　社会治理城居民来自不同地区，且社区入住率高低不等，社区活动平台、通道单一，真正适合居民广泛参与的活动载体不多，实际参与社区建设的机会较少，导致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不强，缺乏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针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问题，嘉定新城（马陆镇）以“镇管社区”改革为基础，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充分调动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通过引导发挥社区共治和基层自治的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盘活了社区资源，形成了政府、社会、居民齐抓共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一）依托镇管社区改革，为自治共治发展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一是理清社区、居委的职能定位。镇管社区中的社区层级，是马陆镇参照城区街居制社区管理方式,在镇域范围内设置的直接管理区域内社会事务,为属地居民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基层区域划分，它受政府领导，并继承了镇与居委间的传统管理方式和指导关系。作为政府派出机构，主要负有管理、服务、协调、指导、监督、党建六大职能，承担辖区内行政性、地区性、群众性、公益性和社会性事务。居委在社区的指导扶持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履行宣传教育、居民自治、自我管理、指导协调、沟通联系和评议监督等职能，为社区共治自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体制保障。二是落实自治共治的推动主体。职能的明确定位，为“社区共治、居委自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便利。一方面，镇管社区模式改革赋予了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单元充分的行政权限和资源配置，同时也让社区具备了统筹引领、协调发挥区域内各方资源作用的能力。而“社区行政、居委自治”的职能划分，也让居委会从大量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发展社区自治。三是明确自治共治的参与对象。马陆镇通过制定《嘉定新城（马陆镇）关于进一步发挥社区共治作用的指导意见（试行）》《嘉定新城（马陆镇）关于进一步发挥居委会自治作用的指导意见（试行）》等文件，进一步明确社区、居委要注重引导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骨干、居民等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共治自治的主动性，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二）依托机制创新，为自治共治发展提供多样的平台渠道。一是党政力量主导，信息联通机制基本形成。为充分发挥党建在社区共治自治中的引领作用，马陆镇各社区党组织建立了面向辖区单位的“上门走访—了解诉求—解决问题—及时反馈”的联系服务制度，主动对接各驻区单位，提供多元服务帮助，建立互信互助互动的良好关系，并通过定期召开社区代表大会、共建联席会议、签订共建契约等方式，确保社区党组织、工作委员会、驻区单位、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之间的信息联通。二是居民立体自治，社区发展力量日益壮大。马陆镇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居民自治的新路径，形成了社区居委会自治、专业委员会自治、小区业主自治、志愿者网格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立体自治格局，居民在参与自治的过程中能共享自治成果。居委会通过“三会”以及社区议事日、居委QQ群等，广泛征求民意，共同讨论决定社区事务，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专委会围绕自身职能，建立银盾巡逻、劝和小组等工作项目，将社区大大小小事务管理起来；由趣缘带动形成的睦邻点在居委会扶持下遍地开花，居民在交流爱好、切磋技艺的同时，通过将自制的手工艺品送给孤寡老人等形式，将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社区义工基地里，居民们或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左邻右舍提供理发、磨刀等便民服务，或开设各类学习班、咨询服务，把自己的专长分享给邻居。三是社会资源共聚，社区建设实现良性运行。马陆镇通过建立社区代表大会等一系列平台，切实为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平台，并将辖区内具有专业技术、威望较高的各类人才整合起来，组建各类专业委员会、社区工作社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际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营造“生活环境联建、社会治安联防、公益事业联办、科教文化联谊”的共治共享氛围。同时，通过引入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项业务优势和行业协调作用，踊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活动，有效弥补了专业公共服务的空白，推进了社区治理社会化进程。资源共聚形成了政府、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共享程度，实现了共建共享、多方共赢。（三）注重总结提炼，牢牢把握自治共治发展的目标导向。马陆镇根据全镇社区共治自治推进情况，定期开展优化镇管社区模式调研、社区共治推进会等工作，不断调整阶段引领性目标、研讨可行性措施。在此基础上，各社区围绕目标，通过建立、推进“V爱计划”“银火虫在行动”“百事帮”“惠民港”“家圆联合体”“爱马社”等一社一品工作项目，确保共治自治发展符合社区实际情况。二、自治共治机制的实践创新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11月号45

　社会治理马陆镇紧紧围绕“管理出实效、群众得实惠、生活有保障、基层有活力”的发展要求，较好地整合了社会资源，激发了社会活力，形成了社区强力推进、社会组织紧密配合、辖区单位大力支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取得了显著的基层社会治理成效。（一）构建了科学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共治自治机制的建立，促进了“四位一体”（社区党组织、辖区单位、社会组织、居民群众）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建立，理顺了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关系，使各治理主体既各司其职，又相互补充。在社区治理中不再仅靠政府这一行政单一的力量，而是通过“四位一体”多元主体的合作协同，使各种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得到更有效的解决。例如在群租的整治中，由联勤、物业公司负责日常的巡查、发现和上报工作，社区、居委负责整治的情况排摸、前期约谈和整治牵头，执法部门和职能部门负责提供执法和后勤保障。形成了“条执法、块推进”的模式化操作流程，杜绝了专项整治工作中互相推诿、协调困难、效率低下等现象的发生，确保了整治工作高效推进。全镇2013年锁定群租870处，目前已整改861户，整改率高达98.97%。（二）凝聚了多方参与的社区共治力量。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和共治共享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较好地整合了社会资源，进一步激发了社会活力。目前有近10家社会组织、160余支志愿者队伍，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形成了党委政府强力推进、社会组织紧密配合、辖区单位大力支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和谐共创、事务共办、责任共担，充分体现了“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三）缓解了多元分化的公共服务需求。通过各类共治自治平台的搭建，使辖区各单位的“资源”和“需求”相互衔接起来，政府和社会的各类服务力量得到优化配置。各方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不仅拓宽了服务途径，让居民享受到了更加便捷、丰富、均衡的社区服务，也使服务形式和内容更为多元，实现了按需服务，满足了居民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需求，让居民共享社区建设发展的成果。社会治理不是简单的维护社会秩序，而是把党的领导植根于基层，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群众依法管理基层社会事务，实现党领导社会治理、依靠群众加强社会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才能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过去，社会管理的主要推动者是政府，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倒逼政府必须要调整自己在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随着社区需求的日渐多元，社区问题的日益复杂相对地使其公共服务能力在减弱，公共财政压力在增加，这是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府应该顺势而为，学会借用社会的力量来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中出现的问题。马陆镇的实践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职能和角色的转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思考。（一）摆脱固有形象，正确“掌舵”。固有的“包办型”政府职能过于强大，管理范围过于宽泛，于是带来了不少问题：政府管理工作效率的衰减、公共财政压力的增加、社会管理功能的边缘化、市场经济活力的丧失。从嘉定新城（马陆镇）的实践来看，政府完全有条件从全方位的服务者形象中解脱出来，走出包办一切的“家长制管理”模式，其转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双重作用，起到导航的功能，合理确定公共治理目标，而不是将办理事务的工作也一揽子承担。（二）盘活社区资源，致力“搭台”。马陆镇通过建立社代会、专委会等一系列平台来切实为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平台，并以“互惠互利”为起点，通过实际赋予社代会、专委会一定的建议权、管理权，调动社会组织参与事务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由此可见，政府完全可以成为优秀的“搭台”者，让更多的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参与成为“唱戏”的主角。（三）转变治理模式，鼓励“扩容”。马陆镇的实践证明，在现阶段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社区综合事务的有效治理必然是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而非原有的政府行政性的单方治理，因此治理模式的转变势在必行。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像马陆镇一样，学做“培育者”，鼓励社会组织、社区团队组织的扩容组建，并通过提高社会组织的责任意识、扶持社区团队组织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并以优质的服务塑造良好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吸引更广泛的居民参与到团队建设和服务中，使被服务者同时亦是服务者，从而推进社区公共事务共治的实现。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奕韵三、自治共治机制出成效四、自治共治实践的启示与思考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11月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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