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内容及建构途径（1931—1934）

[摘 要]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对于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政策、文件、法令、新闻、消息等形式出现在群众面前的语言集合，就是党的革命话语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运用、创造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断丰富革命话语。在实践运用之中，党的革命话语表现出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科学性等特点。这些内容和特点的背后，是《红色中华》建构党的革命话语的艰辛过程。通过话语主体完成的话语生成、传播、引导、互动等环节，最终建构出符合党的革命需求、能够对党的革命战略提供支撑的革命话语体系。

[关键词]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内容建构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4-0061-08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运用、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断丰富革命话语。《红色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1份中央机关报，运用具有鲜明特色和丰富内容的革命话语，如“革命”“阶级”“斗争”“苏维埃政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列宁小学”等等，树立了革命的立体图景及符号意义，将原本晦涩、带有不可知性的、强烈的苏俄式特点的革命话语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把党的意识形态内化为群众的革命符号与心理记忆，“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还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1]，从而在革命话语的建构之中实现了政治宣传与动员功能。

一、《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内容

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红色中华》革命话语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宣传报道党的重要文件、政策及重大事件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术语，又有贴近群众实际、形式活泼，语言生动的革命话语形式。

第一类：激励性革命话语。《红色中华》运用大量的表扬、赞扬以及鞭策等肯定性话语进行宣传，引导舆论，促使话语受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做出积极性的正向反应，“其中充满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信心，向苏区军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2]。《红色中华》的激励性革命话语让群众感受话语内容之中内含的精神提升因素，为其体会革命氛围，投入革命行动增强心理动机，并渴望用积极的革命行为在群体中表现自己，得到组织的一致的认可与评价。

从表中可以看出，党非常善于利用《红色中华》宣传革命的胜利消息，激励中央苏区群众积极参加中共革命，充分发挥革命话语中的激励功能。例如在《革命学生在南京大骚动》一文中，在主标题之下添加了7个副标题，分别是：“武装冲入国民政府；捣毁国民党部；火烧中央日报；陈铭枢脑壳打破；蔡元培膀子受伤；国民党开枪轰杀；示威群众越干越激昂。”[3]在这里，主标题直接点明了题意，让话语受众了解到现在南京城里面的革命学生正在发生大骚动，而这种骚动性质属于革命的、先进的，值得群众支持和效仿的。同时，为了补充说明主标题指出的题意，又连续用了7个副标题进行补充说明，向话语受众输送了中共关于革命行动的信息与内容。“其余在门外者一齐冲入，先将大门打倒，电话割断，随将……悉行捣毁，更进而破毁二门，……均全部捣毁破坏（打得好！），纸张及印刷物品，均全毁坏，并将煤油倾倒经理室实行放火，（烧得好！）”[3]这段话对当年革命学生在南京城内的革命举动进行了全景式的细节描述，并穿插了编辑部对于学生革命行动的评价，评价的语气都是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从而为话语受众营造了积极的激励效应。

第二类：谴责性话语。《红色中华》运用谴责性话语，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进行强烈的谴责与批判。用直接的、外露的情绪性表达引导群众脱离日常生活的桎梏，将视野投向社会变动的大局之中，关注中国命运变迁与国际待遇，从而将“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使命感灌输给普通群众，帮助其实现精神境界的超越，将分散的个体群众改造成为党所需的革命资源。

1932年1月27日，第7期《红色中华》，共发表各类文章43篇，其中关于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分别有《日帝国主义准备占领上海》等8篇文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文章分別有《国民党的五光十色》等7篇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及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合计15篇，占当期文章总数30%左右。在这些文章之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日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暴行》一文中就细致地刻画了日本人在上海如何凶残地欺压中国人的情形，“沪日人昨日后举行二次大暴动，二次火烧三友实业社，华捕一名被杀，两名受伤，下午沿途游行示威，袭击商店街车，西捕两名亦受伤。”[4]上文用简单洗练的语言，短短几句话就将日本人在上海的残暴行径勾勒出来。使得话语受众通过感受这些精练或暗示的语言，拿到心中去发挥，运用再创造性思维，酝酿于心，建构抽象的鲜明意象。

《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利，在上海互斗丑态》一文批判了国民党腐败无能，运用了6个副标题，具体说明国民党内部各派争权夺利的丑态：“争占党部；抢夺黄色工会；争夺商会；互相暴露罪恶；一切黑幕均揭穿；反动权威扫地无余。”[4]这6个具体性描述的副标题，对主标题进行补充说明，将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腐败无能的具体现状用工笔式的语言传送给话语受众，使得其对于国民党的真相与本质有了深刻认识。

第三类：监督性话语。运用语言工具，揭发落后现象，监督党内干部的不良作风，是《红色中华》革命话语的重要功能之一。在《红色中华》中，这一类重要的话语就是监督性话语。从1932年3月9日第13期开始，《红色中华》开设了“突击队”栏目，用以专门揭发中央苏区内部的****案件以及干部的不良作风。当期就发表文章批评了一个反面典型——《好安乐的民警局长》，“当我会见他的时候，大概天已见太阳当午的十二点钟了，这个时候想必是苏局长刚才由安乐窝里爬起来，赤着脚蹋着鞋，露着胸，穿一套白卫生的里衣，坐了一个矮椅子，围着一架炭火炉做怀抱的姿势，好像是与炉子相依为命的样子了，当我进他的寝室及出来，大约有十几分钟，他的身子好像钉在矮椅子上面，不能动一动的一样，仅说出来四个大字‘哼！哼！没有’……因此我今天烤起火来就想起了好安乐的汀州民警局长！”[5]此文之中运用大量的白描式的话语，将汀州民警局长的傲慢、享受、散漫的作风刻画得细致无遗，通过细节的描述，将一位懒惰的基层官僚的形象立体式地描述出来，并将其与国民党的公安局长作比较，从而对其作风进行性质上的考量和判定，认为其与“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具有很大相似性。经过这些话语的揭发以及对事实无情的揭露，使得群众对于党的认识实现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变，不再把党的革命话语作为难以理解的外部输入性话语，而是将其看作是党能够进行内部纠错的指导性话语。

第四类：赞扬性话语。《红色中华》中，运用了大量的赞扬性话语来宣传、传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这些话语的运用，为群众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坚定群众的革命信念，明确建设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凡是涉及到苏联的报道，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同时，在《红色中华》中，还经常会以正面的、积极的革命话语报道其他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动向。1933年12月5日，第132期《红色中华》第4版设了一个专栏，大标题是《庆祝苏联第二五年计划到第一年度的伟大胜利！》，其中关于苏联的正面报道就多达10篇，分别是：《苏联中央执委会召开大会》《工业生产指数的增加》《煤炭煤油产量的增加》等。在这10篇报道之中，运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尽情地歌颂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内化为群众对革命成功后的目标追求，从而让党的革命话语内含的革命目标具体化、形象化。

关系到其他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最新动向，《红色中华》报运用的语言也是赞扬性的，第133期《红色中华》报刊载了一则消息，主标题是《湘鄂赣省的动员热》，副标题为两个，第一个是《青年干部全体报名当红军》，第二个是《妇女组织扩红突击队》，“最近在全省青年干部会议中全体青年干部都自动报名当红军，这是湘鄂赣省空前的扩大红军的光荣例子。从有这一光荣例子之后，在全省女工农妇女代表会上，全体妇女代表一致表决……”[6]通过赞扬性话语的运用，使得话语受众感受到了话语信息中所蕴含的正向导向，在了解中央苏区以外革命区域的革命形势的情况下，经过类比，将中央苏区之外的革命形势置换为全国苏区的革命形势，从而建立了对土地革命胜利的宏观远景。

二、《红色中华》革命话语的文本特征

“只就事物的表面上存在着符号总体性（符号形成了不容置辩的指示文本）”[7]P56，从话语的符号性上考察《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其具有鲜明的二元对立特点，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敌人是谁，怎样对待敌人”“依靠力量是谁，怎样团结依靠力量”。最终团结大多数群众，为了革命目标奋斗努力，其文本特征表现为阶级性、革命性、战斗性等。

（一）《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浓厚的革命性

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怀着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崇高理想，用包含激情的话语，激发群众的革命情绪，“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与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8]，《红色中华》的革命话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敌我分明的阶级特色。对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预判是直言不讳的二分法，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就是衰败的、垂死的。第17期《红色中华》报中关于美国和法国经济形势的报道，就用强烈的肯定性的语气指出美国和法国经济形势的衰落，从而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没落趋势，标题为《美法经济危机深入——美国预算差二十五万万金元 法国预算不敷七十万万佛朗》，“最近，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的深入，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手忙足乱，想尽了方法，企图打破这一致他们死命的难关，可是他们所得到的成绩，危机不但没有消除，而且一天天更加深入和扩大……”[9]。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苏联的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是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报道苏联建设成就时，就经常运用“伟大成功”“大发展”“伟大经济建设”等词汇，第6期《红色中华》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苏联煤油业大发展——运销到美洲一带了》，文中用极大的热情赞颂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指出“苏联五年经济计划成功，煤油业亦得到非常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味着这是“战胜钢铁资本家的大胜利”[10]；在对革命对象地主和富农的报道中，也是用身份进行标识，凡是地主、富农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落后的、反动的以及消极的，而对于群众的报道，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向上的、热烈的。以不同的身份归属为标准进行不同的行为定性，从而运用不同性质的话语进行线性描述，这其中体现了革命党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线性革命思维，这种思维造就《红色中华》革命话语的鲜明身份归属化特征。

（二）《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红色中华》革命话语中充满了类似“大罢工”“大胜利”“大建设”“大示威”“大骚动”等字眼，表明其喜欢运用“虚与实的对比”“大与小的对比”表达鲜明的感情色彩。“虚实原理广泛应用于审美领域的各个方面，虚实相生是重要的艺术表现方法”[11]，《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在尊重客观事实纪实性的基础之上，用“虚写”的手法来描述新闻报道中的热烈气氛、群众感情和外在景观等等，通过对这些环节的“虚写”，实现感情的扩张，从而造成对于读者的心理冲击感，让群众通过文字报道体会革命激情的澎湃与冲击，标题为《连城地方武装潮水般加入红军》文章中记叙，“首先是连城县警卫连全体的加入，接着是城区游击队全部的响应加入，隔川区游击队也不落人后，一致□游击队有七名一样兴奋地加入了独立营，还有八名更英勇的加入了，这是连城工农的英勇光荣，是连城工农伟大的胜利。”[12]在这则新闻报道中，详细地记载了连成县独立营成立的经过，其中人数、地点、事件的基本经过，对于这些基本事实，《红色中华》的报道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而在情感的表达上，进行了适当的夸张，“连城县警卫连全体的加入”“城区游击队全部的响应加入”，后面的就变成“兴奋地加入了独立营”，再有就是“更英勇的加入了”，最后用“这是连城工农的英勇光荣，是连城工农伟大的胜利”进行总结。《红色中华》革命话语运用了恰当的对比等修辞手法，使得群众能够感受到话语之中内含的感情与情绪的热烈与高亢。

（三）《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科学性

《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其建構目的之一在于直面群众生活现实，从群众生活实践出发，运用话语内涵的更替，实现话语向问题场域的延伸与检验。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示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音”[13]P203。《红色中华》革命话语注重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方法论的具体指导，“春天快到了，是怎样一个剧烈战斗的春天呵！一方面，革命战争走到决定胜负完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大举进攻的紧急关头，英勇的工农红军以极大地革命热忱，勇敢、敏捷、觉悟、坚强地同敌人血战着。另一方面，在流血的争斗中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来的苏维埃土地，正等待全苏区的劳苦农民群众，以革命的劳动热忱去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春耕”[14]。第一句话之中，用诗歌一般的语言，先是提醒和告知受众要注意，春天已经到了，而且春天对于党坚持和开展革命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春天的播种质量高低就决定了全年的收获和产量，影响到能否为坚持革命战争准备充足的物质资源。所以，第一句话虽然是诗歌一般的语言，但其中寓意很深刻，就是提醒各级苏维埃组织和广大群众注意抓好春耕工作。随后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就是运用革命话语对于开展春耕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珍贵的土地需要广大的群众去进行艰苦的耕作，这样既能解决广大群众的生活问题，又能为支持土地革命战争做出应有的贡献。可以看出，《红色中华》革命话语运用非常科学，论证严密，层层递进，同时，又非常重视语法结构以及感情抒发和情绪表达，实现了将党的革命话语在结合科学性论证的基础之上，进行深刻阐释和极力宣传鼓动的效用。

（四）《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战斗性

《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通过话语的张力，能够直抵话语受众的内心，激发话语受众的斗志，鼓励话语受众以充满激情的手段向不平等的现象进行斗争。《红色中华》运用了大量战斗性话语来表达慷慨激昂的语气与对敌人进攻的刻骨仇恨，“震撼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促进国民党军阀的奔溃，开展苏维埃新的胜利……瓦解敌人大举进攻的军队，以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江西以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15]。这段革命话语，语风简单明了，气势慷慨激昂，足以打动话语受众。《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有其深刻的原因，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初次执政。中国共产党强有力地渗透到了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之内，凭借其自身影响力，能够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和变革，进而影响了中央苏区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进程。因此，《红色中华》报对于中国整体的社会危机的深度关注，使得其在话语运用上喜欢强化战斗性。

（五）《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集体主义属性

党在中央苏区能够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将其改造成为进行革命的资源，正是在于党成功地运用革命话语，破除了农民存在的私有观念、宗族意识，帮助他们建构起具有半现代性、组织化的集体主义观念，从而完成了对于落后农民的改造和转型，“农民在逐渐实现人身解放的同时，对自身状况的认识也在提高”[16]。《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鲜明的集体主义属性。第一，非常强调奉献意识。《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强调群众对于自我的压制与奉献，帮助推进革命战争的整体发展。通过教育和引导群众在认识牺牲小我的基础上，成全和实现大我，从而最终实现社会人格的升华，以精神层面的提升满足个体对于更高的道德层次、精神内涵的追求，“结果大家认为要充足战争经费，保障红军的给养，即一致通过了[还清土地税去当红军，]后来的在两天之内，全乡的土地税都统统缴清了。”[17]第二，批判本位主义。《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强调一种符合组织战略需求的本位主义，反对仅仅是从个人、小团体角度出发的庸俗本位主义。要反对“独立师的本位主义”，认为“只看见各地新兵往独立师送，大家只是光喊扩大独立师的口号，十二军呢，自从到闽西以来，除百○六团在永定工作时收到了六十多个新兵外，再也没有看到扩大一个。……”[18]在文中，狠狠批评了独立第七师作为地方性武装组织，丝毫不顾及党的革命的整体大局，只顾征兵补充扩大自己队伍的本位主义。这些批判本位主义的话语，虽然是对地方性武装组织提出来的，但是，客觀上，起到了破除当地农民个人主义观念的重要作用，这些话语，不仅仅是针对部队的，其影响会扩散至地方群众之中。第三，强调互助意识，特别强调优待红军家属。为了让红军战士安心上前线打仗，解决好其家庭的后顾之忧，《红色中华》报用大量的篇幅和话语进行报道，向群众宣传和强调优待红军家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互助意识的灌输，使得中央苏区群众投入到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之中去，“福建少共省委注意到这个问题，马上派同志去调查才晓得是红军家属的田，因他家没有劳力（一个妇女同志生病，一个老人家做不来事），我们少共省委就一起帮助他们收割，全体同志动员，很热烈与兴奋的情绪下，特别快又做得好……”[19]在文中，《红色中华》报用充满互助意识的语言，将帮助红军家属割豆子的事情描述得清清楚楚，基础含义在于表扬为红军家属割豆子的福建少共省委的工作人员，深层寓意，就是要通过这件事情，强化苏区群众的互助意识，从而提高苏区的粮食收获量，为革命斗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属性，偏重于教育和引导群众高度重视集体利益，轻视专门关注个人利益及物质利益的行为，更提出不能允许因为个人利益去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

三、《红色中华》革命话语的建构路径

“话语建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20]，从本质而言属于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话语不是消极地、被动地传递人际信息的工具，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正向性，能够通过不同的词汇语法系统建构不同的语言选择，从而产生不同的建构效果。《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具有明显的阶级属性，属于具有高度建构性的媒介，其实质是通过话语建构而勾勒革命大厦的符号图景，在符号图景的扩张下，使群众形成对于革命的直观认识与切身感受，将个体的思维与行动通过革命话语的实践引导至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之中。

（一）利用优势话语地位进行话语生成与话语传播

话语地位与话语生成、传播具有紧密的不可分性，二者呈现隐秘的共生关系。优势的话语地位能够为话语生成及传播提供政治上的便利条件，以主导社会舆论的方式推动话语的生成及传播。“权力制造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21]P29。党的革命话语传播的现实需要赋予了《红色中华》的优势地位。它能够为党的革命话语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有力支撑。党的革命话语是一种软实力，而《红色中华》的话语优势地位是一种硬实力，只有软硬结合，才能传播广泛。优势话语地位能够支持话语生成与传播。《红色中华》报的话语优势地位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支撑，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执政力，《红色中华》报才能具有话语的优势地位，进而使得话语生成和传播获得“正当性”的崇高地位。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紧张的对峙状态下，《红色中华》报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呈现话语的紧张性与压迫性，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话语压制，甚至以一种喜剧化的方式进行传播，在依靠优势话语地位的背景，成功地获得了话语的扩张性。“三月二十九日敌军在沙溪附近出击，结果被我炸死二十余人，伤无数，我军趁势猛攻，胜敌军大部击溃，缴获甚多”[22]，通过此文可以看出，《红色中华》报利用其优势的话语地位，极力从话语空间上压制国民党的实际表现，其标题就是《西线白匪又遭我军痛击——困守堡垒备极狼狈》，用党的革命话语刻画了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无能，从而使得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之中全面占据优势地位。

（二）运用话语权力完成对于群众的教育引导

只有当群众能够接受党的革命话语，才能准确理解和领会革命意图。如何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实现主体间性的完全对称，需要《红色中华》运用话语权力进行话语规训。“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从而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23]，社会个体对于不同的话语、不同的主义有着天然的、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是符合人类天性的。但是，从实现革命目标的前提出发，既要使得这种渴望不能妨碍革命话语的传播，又能使得这种渴望显得任意、无规范。所以，就有了《红色中华》话语规训的必要性。社会大众参加土地革命活动本质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要在轨道上整齐划一地运行，必须要以制度所提供的规则为基本前提，表现为整体革命话语体系对于社会个体具体活动的规限过程。因此，当群众看到《红色中华》之时，他们与报纸之间的静态交流就已经开始，按照一定的规则编排好的话语信息开始进行传播，其实质就是一种话语规训。人类生来具有一种特别的、压缩了的、特殊种类的语言能力，跟人类其他天生的能力大不相同，从双方的话语能力对比而言，因为《红色中华》报具有更多的知识含量、更强的话语能力、更大的语言价值认可度和更符合群众习惯的语言表述方式等，而群众由于自身的文化程度、眼界见识等等，对于接受、吸收革命话语信息的能力储备不足，客观上需要《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从而完成话语的设置及引导过程，最大程度地实现《红色中华》的预设话语目标。

（三）强化革命意识实现话语建构

《红色中华》通过生产革命文化符号，通过导向性革命话语的建构，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群众普遍接受的行为常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武装侵略中国”“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没落的、腐朽的、衰败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前进的、胜利的、光明的”“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将会剥夺中央苏区群众的幸福生活”等等，通过这些带有强烈导向性的革命话语，让群众明白只有投身革命行动，才能为自身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话语体现了语言与文化的组成与结合，革命话语的形成正是革命文化符号的固化与公式化，“一道发挥出对人的能力的解放和独立人格的塑造作用”[24]。这在《红色中华》革命话语建构之中，将话语的象征意义赋予在一篇篇的新闻报道以及一个个的方块字中，其实就是将革命话语的内含内化在常用的汉字之上。这些普通的汉字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教导功能与寓意，需要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群众进行理解和领会。此中，党的教育培训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夜校、识字牌等等。群众运用教育培训接受的知识来理解《红色中华》革命话语之中蕴含的深刻意识形态意义，使得其日常生活逐渐受到政治生活的改造与渗透，完成从“实指”到“意指”的转化，实现了“从‘字面义’向‘语象义’的延宕……即语言从观念符号向语象符号的变体”[25]。《红色中华》不仅要使群众看懂文中的语言符号，更要从文字之中感受到话语内含的革命意识与导向路径。在《红色中华》革命话语之中，文字的具体含义已经逐渐抽离，更多的是一种形式的存在，其话语语气和气势之中，包含了革命战争必将取得胜利的前瞻性预期，群众必将过上幸福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模板就是苏联工农群众似的生活方式。

（四）增强革命话语的亲民性，注重话语互动

话语的建构需要话语主客体双方在信息交流过程中的参与与互动，才能在达成共识目标的基础上，实现话語的建构，“双方进行话语互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双方目的互动的过程”[26]。《红色中华》具有绝对的优势话语地位，能够对话语生成和传播发挥主导性作用，但是，如果缺少话语受众对于其话语的呼应与互动，《红色中华》建构革命话语的努力将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通过考察《红色中华》，可以发现，其非常重视与话语受众的呼应，在其栏目之中，从1933年4月17日第70期开始，增加具有文学色彩的文章和报道，用更加柔性的话语灌输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如诗歌所言：“话还没说完红军便已开到，白军吃了惊——大吓一跳！一溜烟便逃之夭夭，逃到工事里面，狗长官喘不过气来，唧唧说道：‘弟兄们！莫慌！莫慌！’红军到，咱们逃，红军追，咱们便躲进堡垒……白军士兵全都笑开了，有一个说：‘咱们可真像乌龟！’”[27]《红色中华》开始运用文学性话语，降低硬性灌输程度，增加其传播革命意识的柔性程度，增强话语受众的接受度。通过《红色中华》的话语互动实践可以看出，越是能够降低革命话语的神秘性、晦涩性，革命话语就越能够进入话语受众的日常生活。

四、结语

《红色中华》运用明确指向的革命话语，对革命对象、革命依靠力量以及党组织内部的构成因素，进行话语监督，形成话语压力，从而树立起话语受众对于革命对象的刻骨仇恨：对外是帝国主义，其中以日本帝国主义为代表；对内就是国民党政府，通过话语形象的刻画，描绘了一幅生动的话语景象，帝国主义残暴贪婪，国民党政府治国无能，为话语受众明确了革命概念，通过道德与现实的审判，必须要参加革命行动，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国民党政府。同时，对于苏联的社会建设成就，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及中央苏区内部的发展现状，给予了积极的、正面的话语运用。总之，《红色中华》通过运用、传播革命话语，运用阶级话语的情感维度，指引群众的革命导向，使得话语受众能够充分感受平面话语展现的立体前景，对革命前途和愿景产生无限想象，最终实现了群众对于革命的互动与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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