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业大学的艰难回迁

“*****”时期，北京农业大学（1995年，北京农业大学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合并，成立中国农业大学）被外迁到陕西省甘泉县的清泉沟和河北涿县， 直到1978年11月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搬回北京马连洼原址办学。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1周年，也是北京农业大学从外地搬回北京办学31周年。我作为北京农业大学一名老职工，见证了北京农业大学的艰难回迁过程。

外迁陕西和河北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农业大学一直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之一，并作为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的“排头兵”，备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与爱护。“枪打出头鸟”。在“*****”中，这一地位也把北京农业大学推到“史无前例”的风口浪尖上，成了“***”的眼中钉、肉中刺。

1969年12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在北京饭店召集北京农业大学革委会代表和驻校军宣队队长等，宣布北京农业大学为撤销单位，在北京马连洼的校舍和在涿县的农场都要交出，分别移交国防科委和4793部队，立即执行。

1970年5月，驻农林部军代表又传达国务院决定，北京农业大学还是要办。但这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校舍已被国防科委占用，农大涿县农场已被4793部队所用，于是决定农大迁往陕西省。

1970年下半年，北京农业大学陆续搬到陕西省甘泉县的清泉沟，曾一度改名为延安大学。清泉沟是一条狭窄的小山沟，学校所在地要从位于公路旁边的沟口向里走35里，且只有一条能走牛车的土路。开始时，因对开的汽车不能错车，只好单行。不通电，靠点煤油灯照明。别说办学，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无法保障。这条山沟又是地方病肆虐的地方，搬到那里不到两年，很多教职工和家属得了克山病，小孩得了大骨节病。教职工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体质普遍下降，有人摔伤、骨折。在烧荒劳动中，有两位教师被活活烧死。从北京带去的种禽、种畜也死了不少。人祸天灾，人心惶惶，许多教职工扶老携幼，纷纷逃离清泉沟到全国各地“投亲靠友”，学校瘫痪了。

1972年10月，正值北京农业大学处于危难之时，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列席成员的王震到陕西和革命老区延安视察。日夜盼望着总有一天能云开雾散的农大人终于看到了一缕曙光。时任北京农业大学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的王立诚将沈其益副校长求见王震的信，通过陕西省革委会交际处送给王震。王震到西安后，接见了沈其益，沈其益向他汇报了北京农业大学所处的困境，说明学校在陕北实在办不下去了。王震到延安后，召开了北京农业大学部分教师座谈会，听取了情况汇报、意见和要求。王震回到西安后对沈其益讲：“农大在陕北办不下去了”，“我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周总理汇报解决农大的问题。”

1973年4月，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科教组颁布了（1973）科教计字090文件《关于北京农大迁到河北省并改名华北农业大学的通知》。这是在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北京农业大学死里逃生。

在河北涿县，华北农业大学还是未能安静地建校办学。因为学校从陕西搬到河北是周总理批准的，“***”及其爪牙出于反对周总理的罪恶目的，认定华北农业大学是周总理保护和支持的“复辟倒退”的“黑典型”，要通过整垮华北农业大学，来炮打周总理。1974年12月，迟群一伙在朝阳农学院召开现场会，向出席会议的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明远发难：“你们的学校现在在哪里？” “原来在陕北什么地方？” “那又为什么要回来呢？”当王明远义正辞严地说：“学校改变搬迁地点是执行中央的决定，是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 迟群听后暴跳起来，气势汹汹地大嚷大叫：“你别说了，我还一肚子气呢！” 他们还穷追不舍，说“在这里开会，一块大石头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拿这块石头打人了，打的有些人坐立不安了！”

华北农业大学在河北涿县办学期间，“***”的爪牙还以派“宣传队”为名，派武斗队进校，大搞打、砸、抢、抄、抓。1974年10月至11月，在长达20多天里，他们组织和胁迫群众哄抢学校，总计抢走田间和场上的稻谷120万斤，铲走麦苗、破坏麦田1200亩，毁掉小麦育种专家蔡旭教授等人的育种试验田，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他们还抢走大批农机具和机电设备，砸抢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这些破坏活动都是针对周总理的，组织哄抢的坏人露骨地狂叫：“弄东西不是目的，是手段”，“打孩子是为了叫他娘出来”。“***”的爪牙还指使当地粮食局停发粮票，指使银行冻结学校的经费，一时间使华北农业大学陷入一无饭吃、二无钱花的绝境。

“***”覆灭前的两年，是华北农业大学最艰难的时期。粉碎“***”，全国得解放。邓小平的复出，让国人为之一振，也使农大人看到了彻底解决学校搬迁下放问题的希望。

艰难的回迁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在复出后以中共中央副**的身份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原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沈其益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办好农业大学，为农业大干快上服务》的口头汇报和书面发言，还当面呈递了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三人以他们原为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和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名义联名写给邓小平的信。信中以沉重的心情，陈述了北京农业大学在“*****”中及其在后来搬迁中的遭遇，并提出以后办学的设想和建议。邓小平对沈其益的汇报和高鹏先等人的联名信很重视。8月9日，他在高鹏先、王明远、沈其益三人的联名信上批示：“华**、先念、登奎同志阅。在座谈时，他们谈得很激动，建议国务院派专人调查和处理。”正是这个批示，拉开了为北京农业大学拨乱反正、回迁北京的序幕。

8月29日，国务院调查组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到校进行调查，11月向邓小平呈送了《关于华北农大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如能利用马连洼条件，稍加修整，就能很快地开展工作”。

1978年2月23日，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再次给邓小平写信，请求中央批准把学校迁回北京原址——马连洼办学。3月23日，俞大绂、沈其益、熊大仕、周明牂、沈隽、彭克明、裘维藩等教授也上书邓小平，请求“让国防科委把占用北京农业大学原址的房子归还给我们”，“给我们一个最起码的工作条件”。

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粉碎‘***’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凡是’以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他还说：“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会上，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高鹏先在发言时呼吁：“要敢于正视搬迁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才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我校）全体教职工一致认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马连洼原校舍还给我们”。

5月，华北农业大学俞大绂、沈其益、熊大仕、周明牂、林传光、李连捷、蔡旭、裘维藩、沈隽等71位教授、副教授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请求中央“归还我校在马连洼的校舍，重整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使我们能为农业现代化尽快作出贡献”。

6月11日，华北农业大学全体教职工又写信给聂荣臻。聂荣臻收到信后，于6月21日写信给邓小平：“邓副**：原北京农业大学师资、设备都有相当基础，条件比较好。我同意来信意见，建议让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国防科委的两个研究所，可搬涿县与华北农大现址对调。办好一所重点农业大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来信和我的建议，请一并阅示。”次日，邓小平在聂荣臻给他的信上批示：“我认为比较妥当。华**、剑英、先念、东兴同志阅后请方毅、瑞卿同志处理。”他还在聂荣臻信中写的 “办好一所重点农业大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的话下画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示“这很对”三个字。随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也都圈阅了这封信。方毅还作出批示：“告诉有关部。”

7月2日，罗瑞卿对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作了如下批示：“耀文同志：请按邓、聂副**和我们今天面谈的与农大商量如何交接。科委两个研究所的同志，要对他们做好思想工作，要顾全大局。交时绝对禁止有任何破坏和本位主义行为。”

当时，华北农业大学教职工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只是有所耳闻，一直不见上级正式传达。为了弄清情况，1978年8月，俞大绂、沈其益、熊大仕、李连捷、蔡旭、裘维藩、沈隽、彭克明等教授第三次上书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恳请他们“在百忙中再给受破坏惨重的农业教育以关怀，使你们对北京农业大学的批示能够尽快贯彻落实”。这封信再次引起聂荣臻的重视，以“荣臻同志处”的名义，于9月11日函送邓小平办公处王主任：“王主任：聂总请你把农大老教授的来信转呈邓副**阅示。聂总讲，农大搬回北京办学的事，早经邓副**和中央同志批准，并已责成国防科委贯彻和执行。九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比‘上天’更重要更迫切的重要战略问题。但时过两月竟然毫无动静。农林部是否还不知道有此批示。看来，还须有个正式通知才好两家办理。请您转报为荷。”9月24日，邓小平在聂荣臻的来函上批示：“方毅同志阅，交农林部处理。”

这样，在中央领导的批示督促下，农林部起草了一个通知，报请国务院后，以国务院文件正式下发。1978年11月29日，国务院下发了（1978）248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终于将解决北京农大的问题落到实处。

《通知》指出：“中央领导同志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月两次批示‘华北农业大学搬回马连洼原址办学并恢复北京农业大学名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办好一所重点农业大学，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措施’”。《通知》要求：“农林部和北京市要努力把该校办成既是农业教育中心，又是农业科研中心，争取多出人才，快出成果。农大涿县农场，今后继续把它办成机械化示范农场、良种繁育场和教学生产基地”。《通知》还要求“北京农业大学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校办好，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知》下达后，占用北京农业大学校舍的单位还是拒不退房。一天，在图书馆门前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王明远副校长在会上讲话。讲着讲着，他火气就上来了，一时难忍胸中的愤懑说：“旧社会的军队都不占学校和教堂，今天，我们自己的部队为什么占着大学的校舍不还？”有人对这些话私下录了音，并将录音报送到上面。当有人要对王明远兴师问罪时，叶剑英说了话，说“这话没有错，讲得很对嘛”，这才使王明远幸免于难。甚至还有人想把《通知》给“作废”了，叶剑英及时为北京农业大学题写了校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全校师生员工对叶剑英的题字倍加珍爱，将其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矗立在北京农业大学的校园中。

《通知》是经当时国务院总理和14位副总理会签的。北京农业大学能从外地搬回北京，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农业、对农业科学教育的关怀和重视。这既是为北京农业大学拨乱反正的必然，也是国家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争取北京农业大学从外地搬回北京办学的过程中，北京农业大学的师生员工尤其是那些著名教授做了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努力，充分彰显了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农业、热爱学校，急于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的决心和热忱。对此，《光明日报》还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题，发表了意味深长的文章，热情讴歌北京农业大学的非凡经历。

（责任编辑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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